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及规律

项久雨 2019-05-16 浏览:
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分散传播走向聚合传播、由局部传播转向整体传播、由小众学说转向主导理论的关键时间节点。纵观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交织互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理论的生成逻辑相承接、马克思主义与救亡图存的实践主题相衔接、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向往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相贴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历史演化相对接。由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生成了思想内生规律、实践指向规律、人民主体规律、文化发展规律与道路演化规律等。五大规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正是这种有效传播推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蜕变与更新,为最终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新时代,只有认识、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规律,使作为客体的思想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精神联结,中国实践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向现代化的新高度。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及规律

揆诸近现代历史,五四运动犹如一座恒久的精神桥梁横亘于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中国人民走向解放的路途之中。100年来,五四运动的历史现场虽已远去,但其所内含的精神特质与其所指明的崭新方向已成为内嵌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价值共识。在新时代,五四运动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正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互动来看,百年前的爱国民主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以较为完整的面貌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出场,并且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之下逐步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不仅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条件,还成为中国道路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指南。进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与中国革命实践不断内在融合的历程,正是中国革命道路走向自主、走向自觉、走向胜利的历程。从现实逻辑来看,时下马克思主义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隔阂、误解甚至是偏见,如马克思主义“教条说”“远离生活说”“与自身无关说”“说教空洞说”等错误观点不绝于耳。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误解与偏见的产生是由于传播主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未能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所导致的。基于此,通过对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特点与规律的审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向与进路。

一、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早在十九世纪末,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就以摘编、简要介绍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的面前,其最早传入应是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卷上刊载的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但客观地讲,在传播之初,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未能全面呈现,救亡图存的探索还未找到正确方向等主客观因素有关。正如毛泽东所言:“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事实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是一个论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从实践上证明了工人群众的巨大力量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后者从理论上揭示了在中国依靠人民群众力量进行救亡图存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那么,我们不禁思索,为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会产生这样的协奏效应?究竟是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使得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走向的关键事件?

实际上,在此之前,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历经数十年的救亡探索以失败落寞告终,对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建立在惨痛代价上的,一份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次次抵御外侮的失败、一幕幕西强我弱的场景,都戳中了中国人心中的痛处。不论是以自救为基本导向的洋务运动,还是以改良为基本导向的维新变法运动,还是以民主革命为基本导向的辛亥革命,都没有办法“根治”中国社会面临的顽疾,都具有不彻底性。可见,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抗争,但未能在真正意义上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也就一天天陷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阶级的双重压迫之中。

当“器物”与“制度”的求索宣告破产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启了从文化上突围现实困局的道路,由此新文化运动便登上历史舞台。以民主与科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激励了无数知识分子争鸣中国发展的问题。一时之间,新文化运动力求改变中国社会中的伦理道德风气,但也存在着某些全盘否定传统价值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偏激倾向。

俄国十月革命展现理论曙光,以实践的现实影响折射理论的现实意义。曾几何时,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方案与民主思想占据了价值的制高点,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此奔走呼号。然而,辛亥革命实践的失利使资产阶级的民主神话“走下神坛”,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深层次地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实际处于危机四伏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正是在十月革命的现实印证下,得到了全世界更为广泛的关注,这其中便包括中国。孙中山深感十月革命带来的现实力量,以南方国会与中国革命党的名义致电列宁,说道:“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建立以承认俄、中两国伟大无产阶级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持久和平。”他对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实践倍感振奋,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对于中国人而言,十月革命所带来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毛泽东对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了阐释:“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

来源 : 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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