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尔塔协定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帮助

叶劲松 2019-05-14 浏览:
虽然日本投降时,中共在东北的基础远不如华北、华东(即使其后中共从华北、华东总共向东北派遣了10多万干部和军队,但留在华北或华东的干部和军队数量仍远多于去东北这10多万人),但中共却是在东北率先实现完全解放,然后几十万东北野战军主力挥师支援关内。东北率先实现完全解放,其重要原因是基于雅尓塔协定的苏联出兵东北,为中共前出东北并存在、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实施雅尓塔协定制止了美军在东北的直接存在,减小中共在东北发展的阻力,延缓蒋军进入东北时间,使东北有较多大城市和工业在中共手中;中共在东北背靠苏联、朝鲜所获得的囯际主义援助。东北的这些有利条件,是关内所沒有的。因此,雅尔塔协定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前途的巨大帮助,是不容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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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雅尔塔协定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帮助

本文作于2015年。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雅尔塔协定签定70周年。雅尔塔协定及基于雅尔塔协定签定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中国革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因为这,雅尔塔协定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反动势力的猛烈攻击,也遭到一些左派同志的猛烈攻击。攻击的言论很多,我仅举几例。如说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中国人……难以下咽却又不得不咽下的苦酒”;“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并由此说,“1945年的中国,说出来才后怕”。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同志在其著作《解放战争》中讲,

【“首先给共产党人造成困难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斯大林对苏联红军承担对日作战‘开价’很高。除了从日本那里恢复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各种权益之外,大部分的条件涉及中国。……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字了。”】

这些左派同志脫离十月革命后远东的阶级斗争历史,脫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用民族主义情绪看待雅尔塔协定中苏联的权益。却缺乏雅尔塔协定对远东国际阶级斗争和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利弊影响分析。因此,这些左派同志攻击雅尔塔协定,却回避(即掩盖)东北地区有阶级斗争,回避(即掩盖)抗战胜利前东北地区阶级斗争历史,从而回避根据东北地区阶级斗争历史的经验,来分析如何使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阶级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问题。

社会上的斗争,都是争取权益的斗争。民族斗争要争取权益,阶级斗争也是为争取权益。要求斗争胜利者不能获取一定权益,这是荒谬可笑的。国民党消极抗战,主力退到大西南、大西北。共产党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坚持抗战并建立大片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却不准共产党接受日军投降,甚至还要来接收抗日根据地。国民党要剥夺共产党抗日斗争获得的权益,共产党肯定不会答应。剥夺共产党抗日斗争获得的权益并使国民党获得更多权益,是国民党力图削弱共产党的表现,它目的是使共产党在随后的国民党进攻中处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共产党要维护抗日斗争获得的权益,维护在解放区周围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力,以便在以后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

同样,苏联红军进攻日本关东军,也力图在斗争胜利后获得相应的权益。这种权益通过雅尔塔协定及基于雅尔塔协定签定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些国际法文件固定下来。中共要和国民党争取权益,是基于自己代表的阶级的阶级利益和与国民党关系史的经验教训所要求的。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争取权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利益和远东这20多年阶级斗争历史经验所要求的。

我们首先看看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反动势力如何以东北为基地进行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以证明苏联出兵东北绝不能让东北再成为反苏基地的阶级斗争必要性。

凤凰网历史的《1926年张作霖为何在东北高调殴打苏联人?》讲,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不承认苏联与中国北洋政府签定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张作霖仍允许沙俄政府人员霸占中东铁路管理局。在他的纵容下,反苏反共的白卫军残余还十分猖狂地盘踞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区。这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张作霖的袒护下,流窜到中国东北境内的沙俄白卫军首领频繁地与反苏反共的西方列强接触,乞求他们能像1918—1920年那样,继续在军事、资金等各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帮助他们‘反苏复国’”。】

不仅张作霖时期,张学良任东北统治者时,东北也是沙俄白卫军的反苏基地。为蒋介石辩护的、说中东路事件不是蒋介石发动而是张学良发动的《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写道: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

【“哈尔滨地方当局几次行动都有仇视和企图颠覆苏联的白俄人员参与,说苏联不稳的舆论也是白俄分子造出来的……’在中苏冲突时,东北组织的东西两路拒俄联军内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事起之后,7月18日,在上海的白俄旧军官开会议定,凡无职业且在从军年龄者,将悉赴国民党军投效。25日,苏联政府发表文告,谓在远东从事反苏活动之白俄得到中囯当局之直接援助”。】

《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还写道: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在反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或许还有以此向正在围堵苏俄的西方邀宠的用心,以为对处境孤立的苏俄,中国也有资格吐唾沫。这也是在此之前的济案(即济南案件——叶注)中对打进门来的日本一忍再忍,此时对苏俄却出人意料的一昧叫阵的原因之一吧。”该文写道:民国时期的涉外事件“往往是由外国势力引起,中方处于被动,而中东路事件是由中方主动挑起的”。该文还写道:发动1929年中东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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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