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五四”洪流中的一泾:中国电影的初创

戴锦华 2019-05-05 浏览:
是“五四”,而非辛亥革命成了现代中国与中国现代的真实起始,不仅在于“五四”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第一场现代模式的社会运动,而且在于“五四”是刚刚从老中华帝国蜕变而生的现代中国对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正面回应。辛亥革命无疑是对“坚船利炮”的暴力闯入与公然掠夺、直到清帝国彻底破产的政治回应。但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政治旗帜,却表明其真实的现实动力与诉求,尚不具备形成有效社会动员的可能,而必须借重华夷、汉满的内部叙事。“五四”运动首度令这一回应的内涵浮出海面:在老中华帝国彻底丧失了白银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位之后,现代中国如何直面并尝试改变自己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间的边缘、劣势的地位。因此,反帝/反封建、救亡/启蒙的双主题共同凸现了中国现代化的急迫命题。
【原编者按:“五四”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富个性的历史标记。无论是科学、民主,亦或是爱国、进步,似乎都能在不同的时代听到他们发出的巨大回响。以至在100年后的今天,再谈“五四”,我们耳畔依然萦绕不去那穿越时空的历史轰鸣。中国电影的现代发展史,是伴着这轰响,和着时代的足音一步步走入当下。假如“声音”元素可以算作“五四”与电影惟一可以感知的联系,那么,他为中国电影的百年交响,添加了怎样的和弦与变奏?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话题。2009年4月18日,《电影艺术》杂志社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共同举办“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电影论坛”(《电影艺术》原编者按)。】

戴锦华:“五四”洪流中的一泾:中国电影的初创

“五四”运动90年了。一个半甲子,将近一世纪。这90年间的进程,压缩了欧洲几世纪的历史。今天,当我们试图言说“五四”,我们同时遭遇大众文化工业纵情消费历史的奇观与表象,而在社会的感知结构中历史的纵深感却渐趋于零值的现实。因此,简洁而有效的概说“五四”,尤其是概说“五四”与中国电影,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五四”运动,作为现代中国史,至少是现代中国文化史的初纪元,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地标之一,如下的发问看似荒诞却必需:何谓“五四”?

毋庸赘言,“五四”首先指称着一个重要且构成了断裂性的历史事件。一如所有突发却成为历史转折的事件,“五四”运动,“风起于青萍之末”,是诸多偶然与历史必然碰撞的结果。亦如类似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创造一处大舞台,其剧目巨大、繁复、多元而多义。而任何现实时刻一经成为历史,除却乘坐科幻小说中的时间旅行器,便无法再度重返。历史的重访只能是现实叩问或权力需求间的再现。于是,关于历史,我们拥有的只有叙事。

但“五四”之为叙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事实上成了关乎中国、关乎现代的叙事的特定原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现代中国的“元”叙事之一。20世纪中国的几乎所有社会叙述,文化政治或政治文化的实践,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提请“五四”,都必须凭借与“五四”的正负相关,建立、获取其言说的前提及合法性。于是,关于“五四”的叙事便必然巨大、庞杂,自我繁衍,枝蔓横生。但究其实,关于“五四”的诸多叙事,却无外乎是三种叙事基调的变奏或曰反题。一曰启蒙,一曰爱国,一曰革命。三种叙事彼此重叠,相互借重,间或矛盾冲突。

曰启蒙,着眼于科学与民主(“赛先生”、“德先生”)的高扬,凸现“五四”运动之反封建、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内涵。曰爱国,高光照亮的是青年学生的激进反帝(反卖国屈辱的“21条”)行动。因此,尽管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当然的创世纪,但“五四”运动才是中华民族的出埃及记。曰革命,不仅是指文化革命,而在于强调“五四”运动所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因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前史与序曲。或需赘言的是,“五四”运动同时成就了现代中国民众社会运动、广场公民抗命的基本模式(北大、清华学生抗议游行→青年学生集聚天安门广场→北京社会各界的声援、介入→全国各大城市联动→上海工人介入将运动推向高潮)。因此“五四”的叙事不仅恢宏、庞大,而且作为基本参数,无可回避,不容亵渎。

然而,是“五四”,而非辛亥革命成了现代中国与中国现代的真实起始,不仅在于“五四”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第一场现代模式的社会运动,而且在于“五四”是刚刚从老中华帝国蜕变而生的现代中国对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正面回应。辛亥革命无疑是对“坚船利炮”的暴力闯入与公然掠夺、直到清帝国彻底破产的政治回应。但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政治旗帜,却表明其真实的现实动力与诉求,尚不具备形成有效社会动员的可能,而必须借重华夷、汉满的内部叙事。“五四”运动首度令这一回应的内涵浮出海面:在老中华帝国彻底丧失了白银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地位之后,现代中国如何直面并尝试改变自己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间的边缘、劣势的地位。因此,反帝/反封建、救亡/启蒙的双主题共同凸现了中国现代化的急迫命题。在此,“五四”双主题之间关联的逻辑与悖谬,无疑呈现了晚发现代化国家的共同“宿命”。科学与民主,或俄国革命提示的政治解决方案,显现的是达成这一命题的、不同的路径选择。因此,“五四”之为中国现代、或现代中国“元年”的意义,正在于现代化进程的自觉开始,在于其社会、文化革命的蕴涵。因此“五四”运动开启的现代中国之20世纪,便以持续、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充裕的政治实践为其基本特征。

来源 : 海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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