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精神在打破我国工业化“瓶颈”中的关键历史作用——兼论以经济理性理解革命精神的错误

梁孝 2019-05-01 浏览:
革命精神是一种为革命而献身的崇高精神,它是革命的内在要求。建国初,我国选择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面对着我国工业积累资金稀缺的困难,尤其是面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所面临的极端困难,中国人民发扬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以革命精神推动工业化的实质是通过献身精神,以劳动代替资金,使国家能够把最稀缺的资金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工业积累中。有些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以革命精神推动经济,是以外在的、理想的道德原则代替经济的内在动力原则,必然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观点以等价交换的抽象的经济理性原则为尺度考量革命精神,忽视了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革命精神作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动力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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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命精神在打破我国工业化“瓶颈”中的关键历史作用——兼论以经济理性理解革命精神的错误

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革命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各种极端困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初步工业化,为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革命精神是红色文化的精髓,其本质特征是为人民的事业自觉奉献,不畏艰苦,不怕牺牲。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伟大的力量源泉。但是,现在有一种思想倾向,即以经济理性理解革命精神,从而认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由于过度推崇革命精神,忽视物质利益,因而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原则,影响经济发展。在网络舆论中,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革命精神视为一种“乌托邦狂热”,认为它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和破坏。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用经济理性来考量革命精神。否定革命精神就必然否定红色文化,就必然否定以艰苦奋斗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史,必然侵蚀新时代的文化自信。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设时期确实存在着“左”的错误,在后期,我国也确实存在经济动力弱化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但是,不能由此以偏概全,以点概面,否定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从我国工业化的目标和当时遇到的严峻挑战来分析弘扬革命精神的合理性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以经济理性考量革命精神的错误。

一、建国后我国工业化面临的极端严峻局面和发扬革命精神的号召

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以来,现代大工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标志。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所要承担的一个最重要历史使命,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国进行快速工业化,建社一个具有强大国防能力、强大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生活富裕的现代化工业强国。

一个传统农业国要进行工业化,就需要相应的工业投资。但是,传统农业国的落后生产力往往会限制工业积累资金。除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掠夺获得工业积累资金外,后来的传统农业国家进行工业化,工业积累资金只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就是国内的劳动剩余(就是指一个国家一年生产的财富减去消费财富之后的剩余,主要来自农业),换句话说,就是从农业提取资源进行工业化。只有工业体系发展到一定规模,可以通过自身的劳动剩余扩大再生产时,这种提取农业剩余投入工业的进程才会结束。如果劳动剩余是既定的,又想快速推动工业化,那就只有通过压低消费来增加劳动剩余,由此提高工业积累。第二个来源是来自外部的援助或者贷款。就是先借用其他国家的劳动剩余进行工业积累,在工业发展之后再偿还。总的来说,援助需要偿还的利息低,贷款偿还的利息相对较高。如果一个国家因为某种原因劳动剩余减少而缺乏工业积累资金,又没有外部援助或者贷款,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就会被打断。

建国后,中国进行工业化面临的困难比一般农业国更大,尤其在1960—1970年代,我国工业化出现了极端严峻的局面。

建国之初,中国是一个饱经战乱、满目疮痍的落后农业国。整个国家不仅生产落后,而且遭到战争的极大破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机器大工业产值占工农总产值的17%,农业和手工业占83%。在工业部门结构中,生产资料产值不到30%,消费资料工业产值占70%。也就是说,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是5%左右。而且,这些工业70%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与历史最高生产量相比,1949年工业生产平均减少一半。其中,铁和钢生产减少80%。[2]据一些学者研究,1949年,中国约有5.42亿人口,耕地面积约0.98亿公顷,人均约0.18公顷,[3]人均耕地约2.7亩。根据当时的人口和粮食产量计算,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209公斤左右。这个工农业生产水平,连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都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主要致力于经济恢复。1953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以“工业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化。根据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中国近代以来饱受侵略的历史,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中国选择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战略。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纪大战仅仅间隔20多年。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什么时候爆发?这是当时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作为从战争中走来的中共领导层,自然会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中国必须抓紧宝贵的和平时间,快速建成重工业基础,快速建成军事工业,快速完成工业化。中国领导层执着于重工优先的快速工业化是当时历史现实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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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孝
梁孝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