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文化斗争,仁者无敌——纪念五四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龚忠武 2019-04-17 浏览:
正是主要在李大钊的启蒙和引导下,五四后期体现仁道的社会主义思潮后来居上,逐步取代了杜家自由主义思潮和孔家的新儒家,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主流,一枝独秀。此后的中国社会,正是朝着他在社会的革命实践中用鲜血划出的「公天下」和「根本改造论」的大方向前进,而不是朝着杜家的胡适、孔家的梁漱溟在象牙塔里用墨水划出的方向前进。李大钊的好学生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第一代开国领导人,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奇迹般地初步完成了他振兴民族的志业!历史雄辩地证明,一心谋求人民福祉的中国化的马家,仁者无敌!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三家文化斗争,仁者无敌——纪念五四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超迈千古的五四文化运动

五四文化运动(1916至1921年)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另一页百家争鸣的华丽诗篇,华族沉潜千年之久的丰富想象力、创造力,又一次井喷爆发;其间,不论在规模和内容上,都超迈先秦的百家争鸣。虽然这时中外各种主义学说思想,杂然纷陈,万流竞进,但引领时代风骚的主要还是马家(马克思主义)、杜家(杜威主义)和孔家(孔丘主义)三家,彼此的激烈互动交锋,精彩纷呈;但是由于这是一篇短文,篇幅有限,将集中论述马杜两家的文化斗争,而且限于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两个领域。孔家已被边缘化,成了马杜两家攻击的靶子,被动应战,可略而不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场持续长达六七之久的三家文化斗争,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分有合;有同有异。平常是称兄道弟的朋友,以礼相待,论战时却横眉冷对,毫不相让。当时的两个领军人物李大钊和胡适之间亦友亦敌的关系,就是个范例。

五四初中期,杜家的胡适、周作人与马家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树人),联手发动文学革命、道德革命,猛烈攻击孔家的文学阵地、道德堡垒;末期,当战场转移至兵家必争的社会和政治领域,两家即化友为敌,成为论敌,针锋相对。

在此过渡期间,杜家在马孔两家的斗争中,充当了一个中介角色;质言之,杜家的胡适、周作人,大力引介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把当时人们的思想从根深蒂固的孔家纲常名教的罗网中解放出来,然后再在严峻的内忧外患交迫下被迫让位给马家;于是马家取代杜家,成为后期独领风骚的思想流派,有识之士、有志青年,视之为进步革命思潮,趋之唯恐不及。

百年后重温往史,李大钊在这个重大转折中,无论在思想理论上,人格风范上,都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思想启蒙、社会走向,起了超过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不可取代的关键作用;质言之,就是他从欧俄引进、宣讲马克思主义,将之中国化,并培养了许多承其衣钵的好学生,例如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周恩来等,迎来了中国的新纪元。

三家文化斗争的两组参考系

三家的文化斗争,错综复杂,内容繁富,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述,特化约为两组参考系:一是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杜家推崇个人价值,集体价值寓于其中;反之,孔家和马家则推崇集体价值,个人价值寓于其中。二是理性与德性;杜家假定,凡是合理的都是道德的,德性附属于理性;反之,马家和孔家则假定,凡是道德的都是合理的,理性附属于德性。于此可见,三家的思想体系中均含有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理性和德性;所不同的是,它们在三家的思想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先后位序、内在的有机组合,相异而已。

在承平时期,三家本可以像以往儒、释、道三家一样,和平共处,互融互补;但是,在五四这个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救亡图存的迫切时代要求和任务,将三家的矛盾激化,以致在文化思想领域,展开了一场不是你要吃掉我,就是我要吃掉你、全盘否定论敌的恶斗奇观!

一个基调,双重变奏

抑有进者,虽然三家一致接受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五四文化运动的基调、主旋律和时代精神,但有各自的版本,所以到了五四末期,马、杜两家从联合走向分裂,一个基调衍生了三重变奏;杜家的胡适,高唱自由与人道,马家的李大钊则高唱正义与平等,孔家(新儒家的梁漱溟可为代表)则依违于马杜两家之间,基本上固守藩篱,原地踏步。

在与马家联手攻击孔家时,杜家的自由与人道的变奏成为时代的强音、主旋律,但随着国难日深,救亡图存的迫切时代要求任务,压倒一切,国人的注意力遂从文学、道德的领域转向社会和政治领域,马家正义与平等的变奏遂成为时代的强音、主旋律。

公天下的王道理想

如上所述,三家文化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是政治文化,也即环绕终极文化的理想、价值、范畴,展开论战。马孔两家信奉「公天下」,杜家信奉「私天下」。「公天下」的理想价值,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源远流长,源于《礼运大同篇》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即“公”字当头的大同世界观、终极价值;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仁导出来的王道政治的最高境界。积淀深厚,构成了有别于其他文明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基本特征,中华文明的基因,因而具有内在本能性的反应机制reflex,决定中国民族的价值取向,喜恶偏好,从而制约面对引进的各种思想流派时选择的结果:合者纳之,不合者拒之。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国难多么深重,挑战多么强大,例如在近现代面临欧俄文明的猛烈碰撞之下,也绝不能丢弃标志文化特征的终极理想和价值,否则中华文明势将无以自立自存自强自荣于世界文明之林,必将如德国哲人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Keyserling,1880—1946)早在1912年所预言的,中国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征,将会走向崩溃。

五四及其后的历史证明,确实如此。例如五四中后期,李大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里正式宣告接受马家共产主义所标举的公的世界观和终极价值,直接上承孔家卫道士康有为的《大同书》、美国化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从而承袭阐扬了中国政治文化世代相传的“公天下”的大道、王道。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

龚忠武
龚忠武
察网专栏学者,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