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梦想的破灭——1989年以来匈牙利演变的轨迹

(瑞典) 亚当·法布瑞 2019-04-03 浏览:
很明显,匈牙利自1989年以来所遭遇的挫折实质上并不是“弊政”(以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形式)或“腐败政府”(尽管这些因素确实加剧了匈牙利的问题)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固有的一般矛盾的结果。使匈牙利之类的小国情况更糟的是,近期资本主义内部的转变连同它的帝国主义竞争的必然特性,再加上“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扩张倾向和集中倾向的自然结果”,已经使得它们的发展步履蹒跚。

自由主义者梦想的破灭——1989年以来匈牙利演变的轨迹

【原编者按:作者是瑞典籍的一位左翼学者。虽然,他的社会背景和表达习惯不完全与我们相同,但是,他对近20年中、东欧的,重点是匈牙利的社会转变状况和后果的论述,是客观和可信的。他认为,自从匈牙利引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在经济领域实行私有化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在政治领域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一夜之间就使整个社会变了颜色。回顾匈牙利自1989年以来的演变轨迹,这种“休克式变革”的结果是不理想的。经济不景气、失业、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匈牙利。新自由主义模式和过于激进的改革,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但只有回归马克思主义传统视角,并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不断向全球扩张,导致世界不均衡发展的这一本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匈牙利的现状。】

今年是中欧和东欧政治剧变20周年。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占统治地位的一党集权制政体,在经济危机和民众不满的压力下,一夜之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抗就解体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很多评论家都认为,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代表了中欧和东欧唯一可行的未来趋势。依这种当时很快在东西方取得支配地位的观点看来,“斯大林主义”的失败象征着“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失败,并最终证明了市场经济是一种比中央计划经济优越的社会组织方式。对这种思想最著名的表述出自美国新保守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家F.福山。在其一篇具有广泛影响的文章中,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终结代表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不仅标志着“西方的胜利”,而且还标志着“历史本身的终结……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规范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福山的文章在很多方面概括了当时的精神状况,不过他的论证所得出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结论都过于简单。照他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还是作为一种人类发展的方案,现在都只是一种回忆了。

这种观点为“斯大林体制”解体后的中欧和东欧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些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政治改革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的结合。人们认为,这不仅将会为该地区受尽危机折磨的经济体制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同时还会带来经济成就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匈牙利在历史上作为苏联集团内市场改革的领跑者,曾一度被普遍认为是中欧和东欧地区成功转型的未来模式。

然而20年过去了,匈牙利一系列转型改革的结果并不理想。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在匈牙利社会不仅造成了极度的不平等,更多的结果甚至是灾难性的。经济产出的大幅度减少、失业率的激增(在1989年以前,由于集权体制下强制劳动的结果,失业率是不存在的),多数民众生活水准的下降,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增加己成为匈牙利社会的象征性特征。中东欧地区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也与之差不多。

似乎这样还不够,目前的经济危机对于该地区本来就处于困境中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在2008年末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债务危机和潜在的货币贬值(挤兑)风险时,匈牙利的经济遭受了急剧下降的重创。政府不得不向国际借贷机构请求2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贷款。更悲哀的是,匈牙利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转变成了一场政治危机。当政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同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在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由于法西斯主义的极右翼政党“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获得了1/6选票并成为第二大党,使得极右翼实力大增。现在匈牙利的问题不仅给它自己的政治家们造成了担忧,它的命运也越来越受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密切关注。

一、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

可以认为,对于“1989年匈牙利的自由主义梦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坏的结局”这个问题,不能从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理解,而应该联系全球资本主义近期的变化来审视。

对于整个中欧和东欧地区来说,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多年前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战后长期经济繁荣的结束,危机的阴云开始在这里聚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面临着更低的投资收益率和普遍失业等问题的重现。然而,在柏林墙的两边,东西方领导人对危机采取的回应方式有明显的不同。

柏林墙以西的各国领导人选择放弃了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政策制定中被公认为“不证自明的”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而代之以“世界市场的准则”。为了使经济收益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西方政府允许资本打破国家的管制自由流动。最先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的这种政策转向突出了所谓的“为了竞争而放松管制的逻辑”,迫使其他国家政府为了保持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竞争力而采取类似的政策。当这些转变使国际金融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和集中,使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的同时,也给民族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凯恩斯主义的“管制型国家”很快地让位给了P.塞尔尼所描述的以不断调整国内经济而适应世界市场需求为其主要目标的“竞争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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