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中日大分流——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贾根良 2019-03-15 浏览:
所谓中日大分流是指近代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所导致的发展道路的根本性不同: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它通过讲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近代中国与日本的不同传播对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揭示了经济思想对发展道路及其政策的重大影响。在该文中,笔者通过对鲜为人知的史料挖掘,揭示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其领导集团集体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从而对其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改革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精英阶层很少有人知晓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更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化的重大意义,他们考虑到了作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核心的技术引进、政治制度革命和文化变革在中国近代化中的重要性,但唯独没有考虑到在民族主义经济学说的指导下民族国家经济制度建设在国家近代化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导致“中日大分流”的首要因素。

贾根良:中日大分流——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笔者按:晚清政府腐败、军事体制落后等目前人们所谈论的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其根本原因,这些只是晚清政府领导集团毫无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及其战略的具体体现。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源在于晚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在于晚清领导集团毫不知晓日本明治政府深得其精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和经济学说,其精髓就是一国的内政外交战略及其政策制定都必须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和重构东亚秩序的"李斯特式"自主发展道路,而晚清政府走的则是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于西方列强的买办道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发展战略观的本质不同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并最终决定了其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流行的看法相反,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没有探索到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李斯特式"的道路,因而,即使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它也无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当代世界,"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已不再是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道路。】

引言

对于19世纪的两个后发工业化国家——美国和德国在1900年成功地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工业化大国来说,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在学术界已经得到较普遍承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和事实却是: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1912)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国家精英们集体接受了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并尊奉为治国的圭臬;而从洋务运动一直到辛亥革命,不仅洋务运动领导集团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严复除外),无一人知晓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李斯特经济学,而且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和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还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说,正是这一因素并由此产生的不同的经济体制导致了近代中日两国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出现了“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队伍,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中西“大分流”问题谈起。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1]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彭慕兰通过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地区的具体比较,探讨了中国和欧洲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以“大分流”概括这种重大的历史变化。正如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所言,“老井水深”,英国爆发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无疑是值得继续深探的老井,但有一个问题更值得我们反思:中国不仅未能像英国那样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为什么反而在后发工业化道路上却大大落后于日本呢?笔者曾将这个问题称为“中日大分流”:中日两国为何因西方列强的挑战而在近代化道路上出现大分流:日本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却沦为其半殖民地!附带的一个问题则是:如果中国在后发工业化道路上都大大落后于别国,那么,彭慕兰对中国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进行比较,其意义还会像其推崇者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吗?

“中日大分流”这个问题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目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有意义,因为当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后,它就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强有力的“排挤性竞争”,以至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自此之后沦为历次工业革命领先者的边缘性附庸成为常态,而自主发展却属例外。众所周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都是在西方列强的强迫之下发生的社会变革,无论是历史背景、社会文化、起步条件以及自强或维新的时间上都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为什么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工业革命领先者的附庸地位,而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却沦为日本的附庸?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反过来让我们发现在“中西大分流”研究中未能注意到的某些关键性因素。那么,究竟是哪些根本性的因素导致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呢?中外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已进行了长期研究,提出了各种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但这些解释仍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例如,目前仍占统治地位的一种观点将洋务运动的失败归于封建专制,归于没有建立西方式议会民主政体。但明显的问题是:与清政府一样,德国、日本和俄国都是在封建专制下发动其工业化的,在列宁的笔下,德国被称作是军阀的和容克的帝国主义,俄国被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则被称为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在1890年开议会,四年后取消,实际上仍是专制政体;德国的封建帝制是在1918年因为一战战败而瓦解的,但德国在1900年就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沙俄的封建帝制则是在1917年才终结的。为什么德日俄通过专制制度的“富国强兵”在19世纪末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而晚清却遭到了他们的瓜分呢?因此,简单地从封建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两分法解释“中日大分流”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来源 : 贾根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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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