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

李维武 2019-03-13 浏览:
发生在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使“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人新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新变化和新趋势,其间经历了许多的思想争论,这些争论主要环绕三个相关联的问题展开:中国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中国要选择何种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及其争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得以确立的主要思想环节。这种社会主义新价值观,不仅具有五四运动的“救亡”性质,而且承继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不能被曲解为“救亡压倒启蒙”来加以贬抑或否定。

李维武: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确立

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至今已整整100年了。在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今天,我们再来反观百年前的这一运动,大概能比当时参与运动的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运动对现代中国的精神塑造;其中感受最深的,莫过于经过这一运动,“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人新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如果说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旧价值观转换的一大枢纽,那么中国新价值观的凸显与确立又以五四运动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凸显、确立的是“科学”与“民主”的新价值观;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则凸显、确立了“社会主义”这一更新的价值观。从那时候起,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始终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紧紧地关联在一起;或者说,正是社会主义新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

习近平指出: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

这些历史性事件和里程碑,都贯穿着社会主义新价值观这根精神红线,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与追求。正是这样,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凸显与确立,成为不同思潮的人们衡论五四运动的一大分歧所在。本文试从直面这一分歧入手,反思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世界的这一新变化和新趋势,阐明其形成的原因、关涉的问题、各方的争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影响,以此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一、社会主义:五四运动评价分歧的焦点

百年来关于五四运动的不同评价,当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各种思潮及其人物,但最主要的分歧实来自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其代表人物首推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参与者——毛泽东与胡适。毛泽东与胡适之间分歧的实质,并不在于如何看待五四运动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之举,也不在于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同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关联,而在于如何看待五四运动所导致的“社会主义”作为新价值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凸显与确立,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选择与追求。换言之,他们分歧的实质,实在于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不同回答。

毛泽东是湖南地区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以创办《湘江评论》和领导驱张运动登上中国思想舞台和政治舞台,进而接受社会主义新价值观,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述,从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总趋势和主轴线出发,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作了深入揭示。他指出,从政治上看,五四运动

【“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2](P558)】

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点,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文化上看,五四运动亦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转折点: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2](P698)】

毛泽东的五四运动观,定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衡论五四运动及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基调。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最初也是支持五四运动的。对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及毛泽东在上面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胡适曾在《每周评论》上撰文大为赞扬,认为: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3](P40)】

但是随着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新价值观的迅速传播,胡适敏锐地预感到自由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将受到阻遏,因而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4](P249)的主张,开始与五四运动拉开距离。到了20世纪50年代,面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流亡美国的胡适完全改变了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干脆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对立起来,将五四运动说成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5](P352)。他说: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5](P352)】
来源 : 武汉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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