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新中国是怎样批判所谓的“民国大师”的?

鹿野 2019-03-10 浏览:
马克思主义与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的一切社会思潮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其最伟大的地方并不是提出了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是提供了分析社会的客观标准与科学方法,从而让人文社会学科摆脱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想真正变成了科学。在新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钱穆为代表的所谓的“民国大师”时,两者谁更科学合理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也正因为如此,钱穆和其弟子余英时等人始终也不敢正面回应新中国的相关批判,只能谩骂“政治化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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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野:新中国是怎样批判所谓的“民国大师”的?

近些年来,在某些公知的口中,无数民国期间的反共文人被冠以“大师”之名,捧到了天上。与其相对应的是,一些爱国网友也对于这些所谓的“民国大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这当然是必要的。不过就目前来看,大多数爱国网友或者指责所谓的“民国大师”人格之卑污,或者批判其若干有争议的学术观点。这种批判其实并没有真正打到所谓的“民国大师”的痛处。

在这里,笔者想推荐一下新中国初期对这些民国反共大师批判的方法,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来指明其学术研究方法的错误。因为方法错,一切皆错。正如数学上要是公式与推导过程错了,结果对不对都已经不重要了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的学术方法同样是正确学术观点产生的基础。这种批判形式显然更有利于让读者信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新中国对于民国历史学大师钱穆的批判为例,以供朋友们参考。

关于钱穆,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知道,其实他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的名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名批判的三位反共文人代表之一。这篇文章指出: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某些人把钱穆越捧越高,像他那几本书《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都被不少高校历史专业列为“必读书目”乃至“民国经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初期早已把钱穆及其著作的真实水准揭露地淋漓尽致。具体来说,主要是揭露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指出了钱穆相关专业知识的匮乏。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历史研究不同于历史阅读,绝不是从故纸堆里抄书,而是需要对社会的深刻了解和大量相关的专业知识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仅以考据学为例,如果要是进行地理方面的考据就必须首先了解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如果要是进行文献方面的考据就必须得了解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但是钱穆为代表的所谓的“民国大师”完全不懂相关的专门知识,也不认为有必要进行专门学习。于是,其“研究”就变成了用古籍加上自己的想法来生拉硬扯,这显然是极为荒唐的:

【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胡渭著《禹贡锥指》,江永著《春秋地理考实》,戴震、全祖望校《水经注》,都是具有考据性质的工作,但必要的地理知识是这些地理考据的基础,离开了这样的基础,对于地理古籍无论如何熟悉,而地理考据工作也是不能进行的。梅文鼎著《古今历法通考》、《回回历补注》等有关古历算的书,戴震校辑《算经》十种,阮元著《畴人传》,他们所作古历算学的考据也同样需要历法算学的专门知识。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著《广雅疏证》,王引之著《经传释词》,江永著《律吕新论》,凌廷堪著《燕乐考原》,他们的考据或是需要古文字学的专门知识,或是需要训诂学的专门知识,或是需要音律学的专门知识。他们离开了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对于这方面的考据也就根本无从着手了。……钱穆把考据看成一种简单的方法,而不懂得一定的考据工作从属于一定的专门知识。他的这种浅陋无识,已经使他的考据工作自食其果。他不懂小学,他就做不出段、王的成绩来。他不懂历算,他就做不出王、梅的成绩来。他不懂地理,就只有作出像《周初地理考》那样的作品,荒谬地把古代地理按照自己的想法搬来搬去。】
               白寿彝《钱穆和考据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61年02期

第二是指出其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处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首先要首尾一致,在论证过程中不能出现逻辑矛盾。而钱穆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顾头不顾腚,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导致著作中很多地方自相矛盾。以现在被推荐最多的《国史大纲》为例,其开宗明义,明明白白地表示这本书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写的:

【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

如果要是钱穆能够自圆其说,或许也值得一读。遗憾的是,其为了论证中国古代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每讲到一个朝代新建实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时,就宣称“从此开始中国就不存在阶级了”云云。于是在钱穆的笔下,“无阶级之分”的中国竟出现了多次“社会阶级消融”的情形,这种严重的逻辑矛盾也引发了新中国学者们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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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