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妖魔化”郭沫若是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

李斌 2019-04-11 浏览:
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舆论对郭沫若进行了“妖魔化”,将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态度粗暴、置人死地的酷吏;在学术上塑造成抄袭剽窃、献媚争宠的小人。“妖魔化”郭沫若是为了否定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拒绝与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文化对话。以事实为依据质疑和批判对郭沫若的“妖魔化”,其意义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也是为了“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

(3) 徐径:《寒风阵阵雨潇潇:1949年之后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和诗歌创作分析》,载《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4) 丁冬编:《反思郭沫若》,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

(5)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 详细分析见李斌:《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晚年郭沫若”研究》,载《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7) 高晓松著:《鱼羊野史》(第1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93页。

(8)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载《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9) 《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载《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第2版。

(10) 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载沈从文:《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1)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载《读书》,1998年第10期。

(12) 周恩来:《迎新年,话时局——致郭沫若》,载《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71页。

(13) 沈从文:《致丁玲(19490908)》,载《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14) 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下)》,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

(15)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陆定一副主任致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信》,载《科学通报》,1951年第10期。

(16) 郭沫若:《〈撒尼彝语研究〉检讨·结语》,载《科学通报》,1951年第10期。

(17) 张劲夫:《深切怀念老院长郭沫若同志》,载《怀念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39–40页。

(18) 马非百:《对〈管子集校〉及所引各家注释中有关〈轻重〉诸篇若干问题之商榷》,载《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第10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19) 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0) 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载曹剑编:《公正评价郭沫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21) 王贺:《作为研究工具的校勘之学》,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4期,2016年8月21日。

(22) 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跋语二,载曹剑编:《公正评价郭沫若》,第255-256页。

(23) 详细分析见李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述动机发微》,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本文转载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文章刊发于《东方学刊》第2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来源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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