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妖魔化”郭沫若是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

李斌 2019-04-11 浏览:
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舆论对郭沫若进行了“妖魔化”,将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态度粗暴、置人死地的酷吏;在学术上塑造成抄袭剽窃、献媚争宠的小人。“妖魔化”郭沫若是为了否定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拒绝与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文化对话。以事实为依据质疑和批判对郭沫若的“妖魔化”,其意义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真相,也是为了“重建我们与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

李斌:“妖魔化”郭沫若是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

郭沫若的个人生命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1)几乎同时结束,此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了断裂和翻转,对郭沫若的“妖魔化”是其重要表征之一。20世纪中国各种思潮异彩纷呈,各种文化争奇斗艳,最终在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实现民族解放和推动底层人民享受更多权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围绕中国革命产生的革命文化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内核和其留下的最大遗产。郭沫若不仅是新诗的奠基者、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大师,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处于中国革命的漩涡中,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之下展开、为中华民族和底层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代表。但1978年以来,一些人通过伪造书信、回忆录等材料,或用遮蔽历史的复杂面向、有意诬陷和栽赃等行为,将郭沫若在政治上塑造成阿谀奉承、表里不一的佞臣,在文化上塑造成态度粗暴、置人死地的酷吏,在学术上塑造成抄袭剽窃、献媚争宠的小人,通过否定郭沫若,拒绝和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汪晖在最近提出了“作为思想对象的20世纪中国”,要求“我们将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并“重建我们20世纪中国的对话关系”,将20世纪中国作为“我们必须通过与其对话、辩驳、自我反思而重建自我认知的主体”。(2)这是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妖魔化”郭沫若的实质是站在审判者的位置拒绝与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对话。本文从事实出发,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质疑对郭沫若的“妖魔化”,事实上是要以此为契机,反思审判中国的“短二十世纪”的方式及其虚假性。

郭沫若在1924年翻译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通过与孤军派的论战,接受列宁主义,向往苏俄道路,从此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7年,南昌起义撤退途中,在中共处境最为艰难的情况下,他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在党组织的同意下,流亡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1937年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他一回国就跟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接受中共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以K为代号缴纳党费。他是秘密党员,对外的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身份一直到1958年,才以重新入党的方式结束。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郭沫若始终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以争取民族解放和推翻阶级压迫为奋斗目标。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郭沫若也跟着走了一些曲折的道路,但他始终未曾站在革命之外或革命之上,以旁观者的态度对革命冷嘲热讽,更未曾对权力朝秦暮楚、摇摆不定。

但近年来,对于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和表现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他是风派人物,见风使舵、墙头草、逢场作戏、表里不一。

有人把郭沫若写于1937年的《蒋委员长会见记》贴在天涯论坛,认为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向蒋介石“惭悔表忠”,并进一步引申说:

【“人们皆知郭氏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却不知此公还有《蒋委员长会见记》。也难怪,《蒋委员长会见记》在大陆已经见不到踪影,《郭沫若全集》当然也不会收录。”】

从语气来看,发帖子的应该是海外华人。又有人在博客转载这篇文章后评论说:

【“小妹还是以文革幸存的那位作家送给郭沬若的评价,结束本文:‘软软腰肢, 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哦,据说这位作家大名是:沈从文。”】

这些网络文章大都出自一知半解者之手,不值一驳。但居然有学者受影响,在论文中认为郭沫若“在刚刚死去之后便被人在官方的《人民日报》上讥讽其为‘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3)

“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是1978年6月4日华君武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幅漫画的题目,发表时间在郭沫若逝世之前。“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出自池北偶的讽刺诗《四派人物脸谱》。池北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的笔名,他所谓的“风派”人物并没有包括郭沫若。可见这些话既不是针对郭沫若,更非出自沈从文之口,明显属于张冠李戴,欲加之罪。《蒋委员长会见记》作为《在轰炸中来去》的第十部分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并非如发帖者所谓的不见踪影、不入全集。事实上,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民主运动时期,郭沫若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作为判断蒋介石的标准,并以此决定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他最先发现蒋介石背叛工农大众的迹象,写下反蒋檄文,并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信息。在南昌起义撤退、中共处于低谷时,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抗日力量的推动下,决定联共抗日,这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有益的。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并接受蒋介石的接见,这在联合抗战的背景下是无可非议的。后来蒋介石逐渐走向独裁,郭沫若则始终坚定地站在反独裁的前沿。上述帖子认为郭沫若对于蒋介石前倨后恭,1949年后不敢将《蒋委员长会见记》收入文集,这都是不顾事实的诽谤,目的是将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歪曲为见风使舵的小人,这种从人格上将郭沫若打入另册的做法目的是以审判者的傲慢姿态,拒绝进入郭沫若及中国革命道路的深处。

来源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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