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如此重视对《苦恋》的批评

胡新民 2019-01-16 浏览:
1984年2月28日,邓小平在和薄一波的谈话时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3月14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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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恋》是著名军旅作家白桦1979年9月发表在《十月》第3期上的电影剧本,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在1980年底完成。1981年初,《太阳和人》在内部放映后,许多老干部写信给中央,批评它丑化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祖国,反对公开放映。接着,围绕着《苦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对《苦恋》的批评,也成为当时思想领域的一个焦点事件。

邓小平对《苦恋》提出尖锐批评

“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错误思潮,其要害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股思潮,邓小平1979年3月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同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坚决斗争。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邓小平还特地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邓小平看过《太阳和人》后,十分生气,提出尖锐批评。1981年3月27日上午,邓小平明确指出:

【“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邓小平为何如此重视对《苦恋》的批评

◆《苦恋》剧本。

由于白桦是武汉军区的作家,《解放军报》率先发表批评《苦恋》的文章。1981年4月30日,邓小平在阅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一)》后,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5月12日邓小平在阅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关于批判〈苦恋〉的部分情况汇报(二)》后,又批示印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时,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发表意见,指出:当前思想战线上,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谈话还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特别严肃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他说:

【“《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
“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而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

邓小平为何如此重视对《苦恋》的批评

◆电影《太阳和人》海报。

邓小平同时也指出: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

1981年12月5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关于我国著名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中科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钱宁的文章《历尽沧桑获得的一个真理——钱宁教授和同学们的一次谈话》。钱宁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留学美国8年彻底击破了他的幻想,是新中国给他带来新的曙光,《苦恋》不代表他们的声音,讲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我们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道理。

1981年12月10日,邓小平将钱正英的来信和转送的刊载钱宁文章的《中国青年报》,批送胡耀邦、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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