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蒋介石日记》究竟有多少可以相信?

胡新民 2018-12-17 浏览:
通过西安事变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上述史料,不难看出,蒋无论是在写日记方面,即怎么写,写什么,包括后来应该怎么修改,还是在用日记方面,即什么时候展示出来,展示什么内容,以期达到什么目的,等等,都是煞费苦心的。因此,汪荣祖认为蒋介石的“日记里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梦想的话,一厢情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此,蒋“日记抗日”才留下了那些自相矛盾的情节和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日记》作为历史资料的价值确实还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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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蒋介石日记》究竟有多少可以相信?

“仅靠日记,远远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只能说日记还原了蒋介石心目中的自己”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内外众多中国近代史爱好者的关注。《日记》的公开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增添了许多新资料。但这些资料到底能还原多少历史的真实,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的学者,如杨天石先生,对《日记》相当肯定,2008年还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但诸多学者则对《日记》的记载内容有所保留,觉得应该更多地参照相关史料来印证。

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

【“杨天石看了日记,就非要给蒋介石翻案,翻不过来的。你说蒋介石写日记是不准备让人家看的,哪有这种事情?”

201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三位研究民国政治史的学者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联袂撰写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成为又一部蒋介石研究的力作。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时,他们一致认为,

【“仅靠日记,远远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只能说日记还原了蒋介石心目中的自己” 
从1927年,蒋的地位巩固以后,他写日记很明确的一点是要给后人看的”。】

关于抗日,王奇生引用了网民时尚的语言:

【“搞半天他原来在日记里面抗日。”】

据笔者查证的史料,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日记的故事,说是一个“日记里面抗日”的故事确实不为过。之所以这样讲,没有任何贬低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之想法,只是想“找寻”那段时间蒋介石日记的历史真相而已。

关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过去的评价分歧很大。但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对西安事变的某些基本问题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有一条是:蒋介石在西安获释是因为他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这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文献纪录片中就有所体现。该纪录片的总顾问之一是台湾的蒋纬国,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夫人、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也担任了顾问。但自西安事变至蒋介石去世,蒋都一直隐瞒获释真相。

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时,他就为来日一旦被释放酝酿了一个保全面子的说辞,这也是为什么蒋没有留下任何手签字据而只留下口头保证的原因。蒋在回到南京后即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说他在西安期间,他随身所带的日记和公文等“总共不下十万余言,尔等均已寓目”,“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于是,这样的说法随即被宣传开来:蒋之所以获释返回南京是因为张、杨看了他的日记后,看到了他的抗日救国计划,被他的“伟大人格”感动,“勇于改过”的结果。1936年年底蒋介石发表了日记体的《西安半月记》,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张乃言:

【“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

这算是首次披露张“看日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14日晚8时,张学良还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了公开讲话,张学良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希望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由此看来,张的早晚言行判若两人。这个“看日记”以至于“愧悔”之说有可能吗?

不过,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充斥着这个“看日记”的说法。例如,当时在上海发行的、畅销海内外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惠尔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蒋介石)在答复(张学良)有关对日政策的批判方面,蒋委员长把他的日记拿给张学良,从这本日记中,张学良第一次获知委员长内心最深处对日本的想法,以及他对统一全国,准备与日本摊牌的努力。张学良对蒋委员长日记中的一段祈祷文,印象尤其深刻。这段祈祷文是蒋委员长祷告能有十年时间,让他为国家准备一战。这段祈祷文是五年前写的。”

这段回忆很值得回味。蒋把日记拿给张看的,那么也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这个日记在张看到前,蒋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可以写到五年前。而这个“五年”时间点的设立,是很有考量的。因为谁都知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际上长期对日本采取的政策是妥协退让,到1936年正好是五年。这样看来,“日记抗战”的说法是相当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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