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生 | 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

蒋洪生 2018-12-15 浏览:
21世纪的法国还会有新一轮毛主义运动的兴盛吗?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它还会有生命力吗?有志于毛主义在法国之复苏的人们,可能除了要对现实进行详尽深入的调查研究外,还要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毛主义运动历史进行全面盘点,对其起源、发展、兴盛、衰落以及承续至今的脉络进行精细的梳理。历史上,法国毛主义有其顺势而为,快速发展的经验,亦有其左冲右突,进退维谷的困境;其经验和困境,都充分体现在众多法国毛主义团体的丰富理论和实践中。也许可以说,忽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不对历史上毛主义的经验教训做出很好的理论总结,扬其长而避其短,就解决不了毛主义运动实践中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问题,也就谈不上毛主义运动的未来。

蒋洪生 | 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

五月风暴期间的索邦大学,右边悬挂的旗帜上写着“为人民服务”

引子

1968年5月,一场以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如长虹,如疾风,如暴雷,如骤雨,迅捷地传遍了法兰西大地。这场史称“五月风暴”的社会运动的爆发力度之烈,涉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在法国乃至整个欧美现代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对于这场风暴,言人人殊,总体而言,这是一场以大批抗争学生为前导,以近千万罢工工人为主力,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呼应为其鲜明特点,同时社会各阶层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戴高乐主义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但对当时的不少人来说,这场在短时间内瘫痪了整个法国,并在世界形成深广之连锁反应的社会运动,是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其中就包括了其时统治法国已近十年的戴高乐总统。就在1967年底,戴高乐向法国国民发表年度广播讲话的时候,还在说:“我以平静的心情迎接1968年……今天的法国绝不可能像在过去那样被危机所瘫痪。”1戴高乐的这个判断被其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击得粉碎。仅数月之后,巴黎乃至全法国的学校、工厂和街道就被千千万万高举红旗、呼唤变革和革命的人们所占据。开始,戴高乐总统和他的幕僚们试图把这些人描绘为“社会渣滓”,但随着成百上千万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深度卷入,这一旨在抹黑的描绘丧失了其意义。

应当说,参与五月风暴的政治力量是比较多元的,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情境主义者及受其影响的激愤派、社会民主派人士等,当然还包括在其时的法国政坛和社会上举足轻重,尽管在风暴期间组织过罢工,却无意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的法国共产党(PCF)及受其控制的法国总工会(CGT),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大批反对风暴的戴高乐主义者。而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法国毛主义运动,也正是在五月风暴及其后的年代里,才有组织地出现在法国公众的政治视野之中,并对60年代以来的法国产生重大影响。据初步统计,60年代之后,陆续活跃在法国的毛主义团体至少有50多个2,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UJCML,1966-1968)、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1967-1985)、“无产阶级左派”(GP,1968-1973)、“革命万岁派”(VLR,1969-1971)、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UCF-ML,1969-1985)等。

法国毛主义的起源

法国毛主义不是在五月风暴期间从天而降的,它在二战后的法国和世界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中渐次生长出来,是战后法国民众尤其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激进化的产物。促使战后法国青年激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1954到1962年间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战争导致法军伤亡十几万人,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伤亡20万人以上,平民伤亡则在60万人以上。在这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号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法共却支持议会授权法军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1965年秋,法共甚至支持肯定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政客弗朗索瓦·密特朗参加总统竞选。而另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例如莫莱特领导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也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除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外,另一个促使法国青年激进化的因素就是越南战争。在越战问题上,法共以反对冒险主义,避免热核战争为由,打出的只是“实现越南和平”的含糊口号,与此针锋相对,更激进的左翼力量打出的口号是“争取越南人民的彻底胜利”。面对国内如此不堪的修正主义和“左翼”政党,法国的进步青年们只能选择倒向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而在许多反对法共的法国左翼人士看来,“正是毛主义提供了某种过渡形式和依据,使他们得以将斗争重心从殖民地农民斗争转移为国内的工人斗争,他们进而和都灵汽车厂的罢工工人一样承认,‘越南就在我们的工厂里’。”3

进入1960年代之后,毛主义在法国知识界有了长足的影响,这些影响首先是通过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支持产生的。1956年,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世界,尤其对欧美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使得各国共产党员大批退党。欧洲由此出现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潮流,法共也开始主张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天主教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等对话。在这种情况下,阿尔都塞站出来反对这种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的错误思潮,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是一种毫不科学的非历史非阶级的分析方法。与此针锋相对,他把自己的学说视为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在中苏论战期间,阿尔都塞实际上是同情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的,他甚至把其1965年秋出版的著作《保卫马克思》(收录其1961-65年间的文章)寄赠给了中共中央。在他的影响下,作为法国思想家摇篮的巴黎高师中的很多人都变成了毛主义者或亲毛主义者,包括他的学生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以及号称“巴黎高师的列宁”、曾在1967年应邀访华的罗贝尔·黎纳(Robert Linhart)等人。阿尔都塞也同情中国“文革”,作为法共党员,他在毛主义倾向的杂志《马列主义手册》1966年12月号上以化名撰写了一篇分析“文革”的文章,认为“文革”是对以往共产主义运动所出现问题的一种因应之道。

来源 : 文艺理论与批评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

蒋洪生
蒋洪生
副教授,供职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