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曹征路 2018-12-14 浏览:
“张杨后悔说”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蒋介石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害了国民党,所以他们“后悔”了。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沿用这样的说法: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且不提杨虎城后来几经辗转欲回国参加抗战,被蒋介石囚禁杀害。就是张学良在软禁多年后,当一位美国记者于1991年非常直率地就西安事变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时事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西安事变毫无疑问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结束,由此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然而对于西安事变的不同看法,82年来从未间断。近年来的主要言论有“共党渔利说”、“张杨后悔说”、“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等等,当然这些言论都不是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的,是标准的英雄史观。

先看蒋介石日记: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

他说后退三年还算保守的,另一个著名民国人物胡适认为“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蒋介石如果不是被胡适一类人物包围导致视听失聪,也是一个沉浸于幻想的人。事变前中国都发生些什么事,他真的不知道吗?

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同年1月山海关失守, 3月,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在国内屡遭痛骂。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几次战役中,三个团被歼,109师大败溃逃。
1936年年11月19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全歼胡宗南部第78师一个多旅,击溃第 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他跟共产党不是没交过手,这才过去一个月,他已经忘记了。此前在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失败他也忘记了,在南昌行营的发誓赌咒他全忘了,如果不是共产党内的路线错误,第五次围剿他也未必能占便宜。

所谓“共党渔利说”就是建立在这种虚妄假设上的,意思是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就被消灭了。红军经过长征已经陷入绝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长期来说,红军必遭歼灭。向南:8万多红四方面军损失了约4万;向西:2万多人的西路军全军覆没;向东:红军东征失败,还牺牲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向北也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唯一的可能就是进入苏联控制外蒙古求生。这样虽然可能保证红军的暂时生存。但是,只要红军一进入苏联控制区域,从政治上来说就等于自我引爆了。

这种论调虽然不提两个星期消灭红军,基本上还是“人多枪多”就能打胜仗的逻辑,既不看以前的事实也不顾以后的结果。

共产党如果靠的是“人多枪多”它就不叫穷人的党了。

事实上此时的共产党并不想打,再打下去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不答应,共产党自身也不能站在道义立场获得现代性。所以共产党一年前就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发动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以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全民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浪潮,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到严词拒绝。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才发动西安事变。

所以,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上全面破产的结果,而不是破产的原因。

来源 :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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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学者、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