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南京大屠杀的意义:铭记伸张正义之艰难

胡新民 2018-12-06 浏览:
除了日本人的错误认识外,西方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相当漠视。这也是为南京大屠杀完全伸张正义的一个重要障碍。二战以后,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质疑的说法或者德国教科书里出现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那肯定是完全没有市场的。对比之下,日本社会一再发出为日本侵华辩护的奇谈怪论,经常公然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而抗议的往往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二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们竟然鲜有反应,那些十分关心中国的西方媒体对此类事也鲜有问津。

由于判决书的制作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直至公开宣读后才知道结果。至于法官们的秘密评议(量刑)的具体情况,并无任何透露。后来坊间流传的法官投票表决结果是六票对五票,只以一票之“微弱多数”通过了对日本七名甲级战犯处以绞刑的说法,实际上是外界根据法官的平时的态度推测出来的。具体地说,就是印度、法国、荷兰、澳大利亚和苏联投了反对票,其他六国法官投了赞成票。毋庸讳言的是,这个最后判决的过程,肯定是一个充满着复杂曲折的过程。而对于中国法官来说,肯定更是一个充满了艰难而又辛酸的过程。

不可忽视的日方辩解的负面影响力

在东京审判中,松井石根拒不认罪。他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说成是“兄弟之争”,是“哥哥教训不听话的弟弟”,是“爱的战争”等。他说:

【“我总是坚信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所谓‘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回心转意。”】

松井石根的这番辩解中的“兄弟之争”的逻辑,在场的美国检察官莫罗感到好笑。莫罗此前曾经到南京等地进行过实地调查,并向东京法庭提供过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筹办人之一的约翰.马基神父拍摄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影片。莫罗当场质问松井石根:

【“请问,‘弟弟’对‘哥哥’的‘爱’反应如何?”松井回答:“‘弟弟’没有理解这一点,对‘哥哥’的‘爱’一点儿也不感到高兴。”】

莫罗觉得松井这种荒唐的逻辑根本不值一驳。但对许多日本人而言,却觉得松井的辩解有一定的道理。他们认为“进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是为了帮助当地的社会进步。松井石根在进攻南京前就曾说道:

【“本人此次赴前线(指南京)并非去同敌人打仗,而是带着安慰兄弟(指中国人)的心情前去的。”美国著名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对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和思维逻辑剖析得相当到位:“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非常狂热地参加。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道德输出到那些并不通行日本善行标准的国度时,他们最易受到伤害。他们‘善良’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失败了,中国人和菲律宾人所采取的态度令许多日本人感到愤慨。”】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和思维逻辑,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从负面影响着不少日本人对当年日军侵华的看法,这自然也影响到他们对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

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还说,南京占领初期,南京遗尸遍地全是中国军人于撤退时互相火并残杀所致。当时各国法官都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后来随着历史资料不断面世,特别是当年国军参加南京保卫战当事人,例如刘斐(时任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作战组的负责将领)、宋希濂(时任南京保卫战参战部队军长)和王耀武(时任南京保卫战参战部队师长)的回忆,以及蒋介石日记的解密,便知道那些日方的说法的确也有极小的一部分是符合事实的。当时南京拥有一千艘以上的大小船只,倘使那些南京保卫战的国军指挥官们能作一些有计划,有秩序的撤退安排,而国军士兵又有一定的素质,至少那十余万国军官兵绝大部分是可以安全渡江的,不至于大量的官兵会死于互相火并、践踏和被日军当作水鸭或兔子打死。特别难以启齿是有的高级指挥官也在混乱中被踩身亡。一位中国著名学者写道:

【“讲抗战史又不能避开当时中国的病弱,这不仅体现为经济和科技水平落后,也表现为当政的国民政府的腐朽。如南京保卫战时11万守军面对同等数目的日军进攻,仅5天便全军崩溃且官兵四散,结果多数人当了俘虏惨遭屠杀。国人应谴责日军在南京屠城的暴行,同时不能回避守军保国卫民的无能。再如抗战期间以国民党副总裁为首的大批军政官员投日组织伪政权,政府军有60万人降敌变成伪军,这种民族耻辱是不应讳言的事实。”】

尽管我们这种民族的耻辱并不意味着对日军任意屠杀我三十万无辜同胞的滔天罪恶有丝毫的减轻,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松井石根和律师们的辩解对很多日本人和其他国家民众的负面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

完全伸张正义仍然任重道远

除了日本人的错误认识外,西方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相当漠视。这也是为南京大屠杀完全伸张正义的一个重要障碍。

二战以后,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质疑的说法或者德国教科书里出现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那肯定是完全没有市场的。对比之下,日本社会一再发出为日本侵华辩护的奇谈怪论,经常公然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而抗议的往往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二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们竟然鲜有反应,那些十分关心中国的西方媒体对此类事也鲜有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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