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合约选择与农业经营效率——全国6垦区18个农场经营方式的调查与启示

桂华 2018-12-05 浏览:
推进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政策目标。不同经营方式的差异源于在公有土地上达成的地权合约差异,农业劳动监督难题是影响农业经营效率的关键因素,任何一种合约形式都是基于具体约束条件的权宜性选择。比较国有农场与农村的经营状况发现,分散化的家庭经营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最理想的经营形式,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和不好办”的公共生产环节问题,是改善家庭经营的关键。农业劳动监督成本可通过技术改进和特定合约安排来降低,成功建立起经营组织内部激励机制之后,组织化经营方式也可以作为备选项。土地公有制为不同地权合约安排提供制度空间,可调整的土地产权制度,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朝着更高效率的方向演进提供条件。

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首先肇始于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绩效的评价,并形成了关于我国农业增长的制度解释思路。林毅夫研究“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作制改革”对农业产出增长的影响,计算得出,生产队体制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改革对1978—1984年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46.89%。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乔榛等将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对农业增长的解释拓展到对1978—2004年的分析,获得与林毅夫基本一致的结论。黄少安等对中国大陆1949—1978年的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产出的相关性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不同土地产权制度下的生产要素投入不同,并且存在要素利用率上的差异。

以上这些研究直接或间接证实了家庭分散经营相对于改革前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模式的优越性。农业生产与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造成生产过程的标准化、程序化和定量化程度较低,不易达到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监督水平,“农业的特点要求农业经济组织内含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机制”,进而影响经营方式选择。在生产队集体经营体制下,劳动监督成本过高致使对劳动者激励失败,不少研究所揭示的农业劳动监督难题对特定经营方式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然而,却不能将其绝对化。

与制度解释思路相对,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农业增长的阶段性变化不能单纯用制度变量解释。针对林毅夫等所建立的“经营方式改变—农民积极性提高—有效劳动投入增加—经营效率提高”的解释模型,老田提出,1978—1984年的农业增长更应该从同期政府运用政策工具实现资源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配置的宏观角度解释。邓宏图等提出并证明,相对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提高和化肥使用对1979—1984年粮食增长的贡献,“联产承包制所提供的激励”只是次要因素。一些学者指出,单纯劳动积极性因素(属于劳动可监督程度的函数)不足以解释农业增长,原因在于改革之前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剩造成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过密化”状态,劳动投入不构成决定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与之相关的一个例证是,80年代中期以后单位面积上劳动投入减少并没有造成农业产量下降,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制度调整“对劳动投入的激励为负”,呈现与制度经济学的相反预期的情况。并且熟人社会关系会降低劳动监督成本,工分制的激励性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全无。

实际上,重视农业生产中微观激励效应的学者也意识到劳动积极性不是保障农业持续增长的充分因素原因,经营制度调整所产生的效应到80年代中期已经释放完毕,与此同时,小规模、分散化家庭经营方式的弊端也开始显现。例如,由集体统一经营走向家庭经营的制度调整,会降低农田水利、技术推广等农业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当土地承包经营的短期效应发挥之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和土地细碎化阻碍农村公共品供给已经成为制约当前农业发展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主要矛盾。这些研究注意到微观激励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农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巴泽尔的分析表明,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取决于土地合约方式,受合作成本影响,“没有一种方法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最好的。当一种合约形式带来某方面的效率提高时,通常以其他方面的效率损失为代价,正如家庭承包经营“改变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的激励结构”,同时弱化了农业生产中的“公共产品”投资激励。由于并不存在天然理想的农业经营方式,任何一种合约形式都是基于具体约束条件所作出的权宜性选择。集体经营与家庭经营在研究过程中通常被处理为两种对立的“理想类型”,现实中的农村改革并没有在二者之间进行极端选择,而是作出家庭与集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设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要求在家庭经营之外,还要大力发展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

基于对既有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本文获得两方面认识。一是,分散化的家庭经营并非在任何时期的任何条件下都是最理想的经营形式,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和不好办”的公共生产环节问题,是提高家庭经营效率的关键。二是,劳动监督成本可通过技术改进和特定合约安排来降低,成功建立起经营组织内部激励机制之后,组织化经营也可以成为农业经营方式的备选项。土地公有制为不同地权合约安排提供了制度空间,可调整的土地产权制度也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朝着更高效率的方向演进提供了条件。国有农场的实践验证了以上认识。

三、农垦管理体制与农业经营方式呈现

农垦是国有农业经济骨干和我国农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15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个垦区,共有1785个国有农场,耕地面积为632.54万公顷,职工数287.7万人,实现农业总产值3449.7亿元,粮食产量3665.1万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赋予农垦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国有农场是农垦体系的基本实体单元。与农村相似,从70年代末开始,农场的农业经营也经历过从统一经营向家庭经营的体制转变。1979年国有农场开始恢复生产责任制,1981年试行联产计酬办法和取消农工固定等级工资制,1982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2年以后推行“两自理、四到户”改革。随着农垦经营体制改革的推进,“大集体”生产、“大呼隆”劳动和“大锅饭”分配的传统体制取消,农场与职工通过生产承包合同形式进行土地要素配置和生产经营权利分配,形式上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相似。

来源 : 政治经济学评论
查看全文
察网 CWZG.CN

感谢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创作来回馈您!
注:手机浏览器不支持微信支付。如需使用微信支付,请先将文章分享到微信,再打开文章进行打赏。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进行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