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雄: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

胡为雄 2018-11-27 浏览: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的总体设计者,他始终密切关注整个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了一些重大教育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发展前30年的三个阶段中,毛泽东教育思想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建国初到1958年这一阶段的成绩是巨大的,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在以多种形式让全国青少年能够享受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方面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但在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时带有较强的阶级色彩。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教育事业动荡较大,特别是大学与中学学生曾直接成为政治的工具——停课“闹革命”,高校还停止招生4年,小学教育也一度失序。尽管如此,中小学教育在1969年后得到大普及。这三个阶段的得与失,都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与演化的轨迹。

胡为雄: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的总体设计者,他始终密切关注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了一些重大教育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积累了丰富的军队教育、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普及教育的经验,建国后他对教育有更为总体与长远的筹划。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繁忙的国事活动中,毛泽东像抓军事、政治、经济一样抓教育,曾亲自起草、审阅或批转中央、国务院诸多教育文件,在一些重要会议上都讲到了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审阅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关于教育的条文),1950年8月1日起草《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对军队文化的全面规划,设想从军队中培养大批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1953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有大量指示),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谈及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讲到消灭文盲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讲到教育方针,1957年3月召开普及教育工作座谈会(谈及教学计划、教科书问题,私立中学可以办,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等),1958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并多次谈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之加以鼓励,1961年9月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5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的报告》,1964年关注减轻学生负担、教学制度,1965年亦关注减轻学生负担、学校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并考虑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五·七指示》设想全国都像军队那样成为一个“大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随时关注教育及其改革。1968年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1970年同意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1971年批准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农兵学员与教育体制改革,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等)。此外,毛泽东的一些题词、通信亦与教育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制定、审定、同意颁发的文件,及其讲话、谈话、通信等,体现了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只有从总体上把握这些文献并按历史顺序逐一加以研究,才能真正完整地把握建国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及其具体演化过程,以及其与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之间的连贯性。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承续了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基本理论而没有太大变化,但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的时代特点和内容,亦打上了深深的阶级与路线斗争的烙印。这些基本理论仍然是:教育与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普及教育,教学管理,教学方法,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与思想改造,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发展,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军队教育与整个社会“大教育”等。把握这些理论需要联系实践,即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事教育的历史实践,特别是1949年后领导教育事业的新的实践。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之后,他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各级党政部门大力兴办教育,成绩是主要的,失误也是明显的,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一、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演化的历程

从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演进的具体历史过程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到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前为第一阶段,主要是接管、振兴、发展全国教育,这期间借鉴了苏联经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到1966年发出《五·七指示》前为第二阶段,开始独立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设想以多种形式让全国青少年能享受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为第三阶段,包括全国教育系统停课“闹革命”、高校停止招生4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改造大学,中小学教育大普及等。

把握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思想,有一篇建国初的重要文献不能忽略。它就是1950年8月1日毛泽东作出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这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理解毛泽东建国后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思想的钥匙。指示内容虽然是阐明夺取全国政权后怎样进一步作好军队教育,但它却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军队文化教育经验的总结。重要的是,毛泽东历来把军队教育方式推广于全社会教育。在指示中,毛泽东首先说明:“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他具体作出了10项指示。可以说,《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就是一个办学章程,内容非常丰富,没有长期教育经验、特别是军队教育经验的人是无从制定的,这是毛泽东依据中国贫穷落后、文盲特多、办学条件有限的国情,经细致周密的思考的结果,具体包括普及与提高教育,如扫盲、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脱产与业余教育,学制与课程设置,考试与教学方法,教师的调配与培养,教育经费,党委与政治部门的领导作用。该指示把作战、生产与文化学习的任务结合起来,强调各种学校均须有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教育应一律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但又正规的教育方针,尽管没有提德智体全面发展及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但总的目的是让军队文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这一思想移植到全社会是同样适用的。事实上,建国后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指示精神来办理的。此后20余年的治国过程中,毛泽东对教育的指示或讲话的思路几乎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只不过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新发挥,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使其思想更加丰富。

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就把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联系起来了。1955年9月,他在对《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加写按语时,重点内容涉及扫盲、普及教育与在农村环境中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按语中引用列宁的话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也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毛泽东提出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应迅速工作,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以适当的指导。他认为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这里,毛泽东把农村扫盲、普及教育与建设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思考,提出加强党的领导,这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是他一贯思想的展开与发展。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专门谈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涉及教育方针。他认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强调:“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进而,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显然,这一方针强调的是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由于社会主义觉悟被突出出来,教育的具体目标就变化了: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青年一代应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且,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的世界观,肯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然而,教育的基本方面即要求学生德智体都得到发展是恒常的,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并且在他青年时代就已确立了。

1957年3月,毛泽东为抓好教育工作而召开普及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谈及:教学计划、教科书全国统一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受限制;私立中学可以办;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助学金扩大一些,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中学应该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社会发展观、阶级斗争也要讲;要责成各级党委书记管思想工作;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的就不要学,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还要有地方的特点;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这些话语,其实也体现了历史经验,同时提出了怎样学习苏联教材的立场,突出了社会主义时代怎样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195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召开即落实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提出小学教育应打破国家包办,提倡城市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和农村群众集体办学;可以允许私人办学;改变中学设置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等等。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简称《指示》)(1958年9月19日)颁布,这个《指示》体现了毛泽东的想法,共有六条,主要是总结成绩、纠正错误,规定教育方针,提出奋斗目标。《指示》提出“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指示》对全国解放九年以来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巨大成绩作了总结:“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妥善地接收了全国的学校;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法西斯管理制度和对学生的法西斯教育和特务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基本上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学校中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了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在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干部。”但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经犯过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

《指示》规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指示》强调:“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示》还具体阐明了在学校内部,在政治工作、管理工作、教学工作、研究工作等方面,也应该贯彻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它最后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

这个《指示》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政领导人制定了国家的教育路线,计划以打破常规的群众性的“大跃进”方式加快发展和普及教育。《指示》颁布前的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这是毛泽东对指示精神的随机传达,简明而扼要。

《指示》出台前后,1958年的教育“大跃进”已经展开,办大学则是一个重点。1958年6月,刘少奇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县办大学,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于是,全国各地争相办大学。据《北京周报》报道,1958年8月,“高等院校已从1957年原有的227所增加到了1065所。另外,到了当年秋天,全国各地已经建立起了23500多所业余‘红专’大学和半工半读大学”。尽管各地一哄而起办大学,质量参差不齐,但也有不少大学后来得到很好的发展,例如中国科技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湘潭大学等现已成为相当有成就、有影响的大学。

对于当时办大学,毛泽东是支持的。湘潭大学他亲笔题写校名,并嘱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其三周年纪念之际,毛泽东于1961年7月30日特致信鼓励:“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毛泽东还提及,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另一个是1960年中南海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

这封信体现了毛泽东要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让全体青年都享受大学教育的雄心。由于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教育经费有限,办半工半读式的大学教育让不能进入正规大学学习的青年受到大学教育,毛泽东极为支持,这也是由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大学本无定式,甚或毛泽东把半工半读式大学——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高等职业学院——视为一种好的大学形式。他的多种形式办学想法并不排斥他对《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批准,但重视半工半读式大学也许使他对“正规”大学的认识会产生反复性。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当时没有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但毛泽东重视科学研究是毫无疑问的——否则中国不会有“两弹一星”的研发成功。

然而,毛泽东为达到“必须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一目标耗费了大量精力。由于把教育视为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列的文化革命,教育不可避免地与阶级斗争的观点联系起来。要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新人,培养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要批判旧社会那种只专不红,脱离生产劳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在实际的政治运动中,往往是政治标准第一,“红”的标准除了看本人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外,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是否有“历史问题”)、亲属和社会关系等则是先天的包袱。而重视业务或注重学术研究者往往被贬为走“白专道路”,被当作“白旗”拔掉。这类作法渐渐演变为与“阶级路线”相配套的政策性习惯。但无论如何,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让教育者自己先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至今仍然未得到很好解决。

从重要性来看,195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是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育道路的开辟(尽管效仿苏联调整高校办学的方式仍然得以延续)。1964年,中宣部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称:“我国的教育工作,是直到一九五八年,即建国以后九年,才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个问题的。以前没有解决,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仍是资本主义的。”可以说,从1958年到1965年,中国的教育基本是按照《指示》的要求发展的,并且取得了较大成绩。而毛泽东认为进入19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在中国复辟,修正主义有可能上台,教育权同样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于是他决定发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文化革命为突破口来进行政治革命完全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国的教育经历了曲折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也经历了变异。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就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给军委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个批件(后来通称为《五·七指示》)。这一批件决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而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整体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的蓝图。毛泽东设想让全国各行业、各单位都像军队那样“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进而,毛泽东提出工人、农民、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他提到:“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认为:“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要求把边区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也正是毛泽东的独创之处。当然,在1960年代要把全国办成大学校,其实现同时是与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相伴随的。

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随着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被称为“16条”)的发布而在全国展开。“16条”的第一条说明“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成,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6条”的第十条专门谈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这样,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落实就与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了。

然而,让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而是大学、中学的红卫兵以及造反的工人等在夺权之后,各派之间展开全面内战;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不能团结,社会也不安定,这既极大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建设,也极大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军队则忙于“支左”。这样,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描绘的“大学校”蓝图就无从实现。

从“文化大革命”10年总体教育状况看,高等教育遭受严重损害,1966年至1969年高校停止招生4年,高校师资被极大削弱。不过,中学教育在停滞之后得到较快恢复发展,小学义务教育也较快恢复发展。1971年,毛泽东同意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纪要总体上是一个“左”倾错误文件,它称赞1958年教育革命,认为1961年制定的高教“六十条”是“教授治校”“智育第一”“业务挂帅”。尽管如此,《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有一个重点是强调:“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城市要进一步搞好厂矿、企业和街道办学。”《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还提出教育经费要相应增加等。对普及教育的强调,使我国中小学教育在1970年代前期与中期获得较快发展,尽管学制缩短、教学内容精简,教育质量降低,但普及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却大大发展了。有相关数据可以说明:1961年,我国的在校小学生数为7578.6万,中学生数为1034.4万;1966年小学生数为10341.7万,中学生数为1296.8万;1971年小学生数为111211.2万,中学生数为3149.4万;1976年小学生数为15005.5万,中学生数为5905.5万。这些受过中小学教育的毕业生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招生提供了基本生源。

从这里不难体悟,即使毛泽东在社会和平发展时代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发展受阻,并导致社会动荡,“文化大革命”也使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演化过程中变异了,但毛泽东对普及教育总是注重的,他一些基本的正确理论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保存下来了。

二、建国后教育事业的成就与失误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演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农大国,战后百废待举,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发展教育,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工作,必须做好。

振兴教育、总体设计教育的方针政策从建国前夕就已在筹划。毛泽东审阅、全国政协会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些条文基本拟定了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政策。

为了落实共同纲领,尽快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同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确定了改革旧教育的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其要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新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二、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三、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创办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大办工人补习教育。争取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但也不放松一般儿童教育的推行。四、老解放区教育,首先是中小学教育,现在应以巩固与提高为主,可适应作某些发展。适当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要改进师范教育。应该着重向中等技术学校发展,以培养大批中级建设干部。五、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对失业知识分子和失学青年要妥善安置。六、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采取保护维持,逐步改造的方针。七、改革旧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能性急。八、目前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应设法改善各级教育工作者的物质和政治待遇。这种教改方针符合国情,规划全面。毛泽东对会议很重视,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迅速传达和贯彻了这次会议的内容。

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来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对于掌握了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极有优势,这种经验之一是扫盲、包括中小学教育在内的普及工农教育、提高军队官兵与干部教育,这在建国之初就被发扬光大。限于篇幅,本文不论述军队教育,而重在论述国民教育。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进行扫盲教育

让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劳苦大众识字扫盲,是建国初期教育的重要措施之一。政务院、教育部以及相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扫盲的文件,并规定了扫盲范围、重点、方法、标准。重要文件有教育部的《关于开展1949年冬学工作的指示》(1949年12月5日),《政务院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1950年6月1日),政务院批准转发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1950年12月14日),教育部的《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1952年5月),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关于扫盲标准、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1952年11月),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关于1954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1954年3月),教育部和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的《关于1954年组织农民常年学习的通知》(1954年3月),国务院的《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195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1956年3月)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从1956年开始,紧密结合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按照各地情况,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扫盲标准是:工人识字2000个左右;农民识字1500个,能够大体上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能够记简单的账,写简单的便条,并且会做简单的珠算。同年,中共中央作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亦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

同时,有关部门召开了扫盲工作会议。1950年9月,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决定“目前只提‘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还不提‘扫除文盲’的口号,以免使工作陷于被动”。对于这次会议的各项决定,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并批准转发,毛泽东还特地会见了会议代表。1954年8月,教育部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提出争取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扫除农村2亿多青壮年文盲。1956年3月,全国扫盲协会成立大会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扫盲协会会长陈毅在会上提出:要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即建成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的国家,其中心环节就是要实行一次文化革命,扫盲工作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步。他希望全国的知识分子和识字的人都积极参加扫盲工作,说这是热爱劳动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扫盲工作在军队中先行一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模范文化教员祁建华在扫盲运动中创造“速成识字法”。这种方法很快运用于工农群众扫盲,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实验班。

中共中央、国务院部署的大规模扫盲运动,取得了较大成效,尽管扫盲也有一些过于简单的作法。“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有2200万人脱盲,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这对改变愚昧落后的状态、提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质量大有帮助。

1958年,扫盲教育在“大跃进”运动中也出现虚假数字,并且农民业余学习得不到巩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9年5月发出《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教育部亦在1959年12月召开全国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电话会议,又在1960年1月召开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重申贯彻执行中央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各地将扫盲工作坚持下去。历年的坚持,使“中国的扫盲工作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84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扫盲奖评选活动中,中国先后有11个单位获奖,其中有6个单位获大奖”。

在进行大规模扫盲运动的同时,以速成形式培养工农干部的工作也在进行。1950年12月,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其中称“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公布实施,规定了从幼儿园、小学、各种中学到大学的学制体系,新学制将工农速成学校等纳入学校系统。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实现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逐步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12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

总之,扫盲、普及教育以及继续教育是1950年代的教育重点措施之一,也取得了巨大成效。在一个文盲极多的国家,重视包括非正规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的发展,实现教育普及是非常必要的。

(二)发展中小学教育

中小学教育是普及教育的主体,事关人民大众子女享受基本教育的长远利益。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就提出,在老解放区,教育首先是中小学教育,应以巩固与提高为主,并可适应群众需要作某些发展。巩固与提高的关键是适当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中等学校在今后若干年内,应该着重向中等技术学校发展,以培养大批中级建设干部。会议“决定集中一批有经验的干部、教师编审中小学教科书等事项”。

1949年建国前,我国中学5216所,学生126.8万;小学346800所,学生2439.1万。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0%左右。全国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发展中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有师资。为此,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提出:“尽可能举办中小学师资训练班,及其他各种训练班,吸收失业的中小学教师,施以政治与思想教育并辅以各种业务教育。”

政府对中小学教师的生活与工作很重视。1951年2月22日,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反映:乡村小学教师工资过低,教师不安心工作,要求转业。大会提出实行“公办民助”,保证农村教师生活的方案。刘少奇副主席对此批示:“工会可向教育部提出要求,允许乡村小学向学生收一点学费”,“但贫苦家庭的学生,经村政府同意,得免收学费。”于是,乡村小学教师工资过低的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

在解决教师问题的同时,教育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方针、课程、教材等文件来规范中小学办学。1950年8月,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年的总教学时数为七千二百学时。并且,全国出版会议提出了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并决定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召开,“讨论了中等教育的方针、任务,着重讨论了普通中学的问题,还讨论了领导关系和学生健康等问题”。会议指出:中等教育是国家教育建设的重要环节,它必须为国家建设更有效地服务。当前各种中等学校的建设方针是:对中等技术学校采取整顿和积极发展的方针;对师范学校采取整顿、巩固并适当发展的方针;对普通中学应以整顿、巩固和提高为主,打好基础,准备发展。普通中学的宗旨和教育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自觉、积极的成员。学校的基本工作是教学,搞好教学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一环。办好学校必须正确执行校长责任制和教师责任制。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中学必须坚持贯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要纠正忽视和歧视私立中等学校的错误,对私立中等学校继续贯彻积极扶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学暂行规程》《关于积极扶持与改进私立中等学校的决定》《关于省市县对公立中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和《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决定》四个草案,讨论了中学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及数理化等七个学科的课程标准草案。

由此,中小学教育步入更加有序发展的轨道。1951年8—9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讨论发展和建设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

关于小学教育,会议提出:一、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争取全国平均有百分之八十的学龄儿童入学(一九五一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为百分之四十七);从一九五二年开始,争取十年内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二、从一九五二年起,五年内小学改为五年一贯制。三、适当地改善小学教师的待遇,奖励模范教师,提高教师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对地方教育经费实行由县统筹,省与专署调剂补助,同时发动群众出钱出力办学,城市依靠工矿、机关办学。四五年内培养百万名小学教师。五、一九五四年完成五年制小学全套新课本的编印工作。

关于师范教育,会议亦提出四条规定:一、当前的工作方针是正规师范教育与大量短期训练相结合。短期训练的方式应多种多样,以应急需。二、办好正规的师范教育,要调整、整顿与发展各级师范学校。三、要加强现任教师的在职学习。四、各级各类师范学校都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重要课程,使全国教师逐渐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会议讨论通过了《小学暂行规程》《幼儿园暂行规程》《师范学校暂行规程》《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关于改善小学教师待遇的指示》《关于切实解决市县地方教育经费的决定》《关于大量培养初等及中等教育师资的决定》和《加强中小学教师在职学习的指示》八个文件草案。

继之,中小学的学制也在着手完善。1951年10月,政务院命令公布施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它规定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招收三足岁到七足岁的儿童。初等教育的小学修业年限为五年,实行一贯制,入学年龄以七足岁为标准。失学青年和成人实施初等教育的学校为工农速成初等学校、业余初等学校和识字学校。中等教育的中学的修业年限为六年,初、高两级年限各为三年。工农速成中学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业余中学分初、高两级,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中等专业学校修业年限为二至四年。高等教育的大学、专门学院修业年限为三至五年。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大学和专门学院附设的研究部,修业年限为二年以上。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就学制改革发表谈话时指出:“这次改革学制的重点是工农干部教育、技术教育和小学教育。新学制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有重点地推行。争取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基本上完成学制改革工作。”

1952年2月,教育部颁发《“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学计划》。这个教学计划是在小学新旧制过渡时期,为避免尚未改行五年一贯制的“四二制”小学无所适从。接着,教育部发出指示,废止对学生施行体罚或变相体罚。这是对《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规定不得施行体罚或变相体罚条文的补充。同年3月,教育部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共八章(包括总则,学制,设置、领导,教学计划、教导原则,成绩考查、升级、留级、毕业,组织、编制、会议制度,经费、设备,附则)46条。其中规定小学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其主要目标是:一、智育方面,使儿童具有读、写、算的基本能力和社会、自然的基本知识;二、德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三、体育方面,使儿童具有强健的身体,活泼、愉快的心情以及卫生的基本知识和习惯;四、美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美的观念和欣赏艺术的初步能力。

《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共八章45条。其中规定中学应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其主要目标是:一、使学生能正确运用本国语文,得到现代化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养成科学的世界观;二、发展学生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其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和刚毅勇敢、自觉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三、培养学生体育卫生的智能和习惯,以养成其强健的体格;四、陶冶学生的审美观念,并启发其艺术的创造能力。中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初高两级各三年。中学教导工作采用教师责任制,由教师负责各项教学工作和学生思想行为的指导,以贯彻中学教育全面发展的宗旨。中学采用校长责任制。中学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中国革命常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共同纲领、时事政策、外国语、体育,音乐、美术、制图等科目。

中小学规程的制定,以及幼儿园暂行规程、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等的制定,使幼儿教育到高中教育阶段的教育都有章可循了。

1952年9月,教育部发出指示: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接办工作原计划1954年完成,实际到1956年基本结束。

同时,少数民族的中小学教育也得到重视。1950年11月,政务院第60次政务会议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提出人民政府要逐步整理或设立少数民族的中小学,整理少数民族的高等学校。1951年9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指出少数民族教育要加强小学教育及成年人业余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依靠自己的经验办教育的同时也学习苏联经验,中小学教育也是这样。当时我国东北地区已开展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力量以苏联十年制中学的自然科学各科教科书为蓝本,编译中学教科书,从初中一、二年级开始逐步采用,并大量翻译介绍苏联教育文献。”“许多学校根据苏联学校校规精神制定本校校规。少数学校试行评定学生成绩的‘五级分制’,废除百分制。旅大地区各中学及东北实验学校的两个班全部采用苏联教学方法。”

东北地区学苏联的行动影响遍及全国。1950年6月,中央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选定北京六所小学从秋季开始进行小学五年一贯制的课程改革实验工作。对于教材,教育部门也作了规定:“一九五〇年小学语文、政治、史地,中学语文、历史都用老解放区教材。数学、物理、化学、自然、生物等科大部分选用旧课本。一九五一年秋季起,开始增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和修订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科书。一九五二年秋季起,中学数学大部分采用东北编译的苏联数学课本。”

从总体上说,中小学教育以及幼儿教育,主要是稳定、整顿、发展,虽然也学过苏联的教育经验,但不像高等院校那样进行大规模调整,并且老解放区很多现成经验得到光大,更是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因此,中小学教育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在校小学生数已达5110万,中学生数已达314.5万。1956年,在校小学生数已达6346.6万,中学生数已达600.9万,分别是1949年的2.6倍与4.7倍,并一直得到长足发展。

(三)调整与发展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一个文化落后的农业国至关重要,因此国家非常重视。1950年6月,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后来,马叙伦撰文说:“这次院系调整时依据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院的一级,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有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并根据培养国家建设各类专门人才的需要,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调教,普遍设置各种专业,根本改变了旧的高等学校设置混乱,系科重叠,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而使学校系科专业设置成为新型而能有效地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因为调整借鉴了苏联的高等教育经验,所以中国高校院系的调整规模是巨大的,程度是彻底的,这对中国现代高校结构的影响是深刻的。

不过,虽然借鉴了苏联经验,但从实际出发是调整的基础。由于旧中国的衰败,教育落后,民间办学比重较大,大学院系设置较为零散混乱,本身需要调整。其实,高校调整1949年底就已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学院;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学院等。从1951年起,大学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提出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会议指出,全国工学院校的地区分布很不合理;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极不经济;学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更远不能适应国家当前工业建设的需要。1952年5月,教育部制定《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草案)》,其调整原则是:应根据国家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各地各校的主观力量,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有重点地分期进行;高等学校的内容和形式,均按政务院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及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办理,即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大学为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培养师资的高等学校,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一所;工学院为这次院系调整的重点,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为原则;农学院目前以争取集中合并为方针,每一大行政区必须办好一至三所农学院;师范学院每一大行政区办好一至三所,培养高中师资,各省办专科,培养初中师资;各高校附设的研究所、研究部,应大力整顿,准备今后多招研究生;等等。而《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则明确提出,这次调整主要是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并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

1952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涉及学校的总数占全国高校总数的四分之三,取得的成绩是:(一)院系设置开始比较适合国家建设需要。调整基本上改变了院系设置上的无政府状态,把高校调整为任务比较明确的大学、多科性工学院、各种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尤其对综合性大学与专科性的院校作了明确分工,取消与合并了条件不好或设置重叠的院校。(二)师资、设备、校舍等得到较合理的充分的利用,领导力量也得到加强,使高等教育事业有较大的发展。调整后全国招生人数大大增加。工科系科招生量从1.5万增至可招3万。在校学生数已达到219,750人,为1946年学生人数的169.9%。(三)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取消了教会学校。

此次调整的不足之处是:一是要求过高过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二是对院系设置的历史经验和苏联及欧美的教育制度,缺乏认真系统的研究和辩证的分析,过于机械地照搬苏联的做法。“当时强调专业教育,批评‘通才’教育,是有道理的,这反映了国家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学习苏联,设置专业,培养目标明确的专业人才,方向是对的。但是,完全否定‘通才’教育,也说明我们对科学发展的潮流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趋势,缺乏了解和研究。”然而,我国的高校教育体制基本上就这样确立了,且一直延续至1990年代。

在全国高校调整的同时,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高等学校制定编译苏联教材的计划。1952年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规定各校的翻译计划报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实施。译稿经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以“教育部推荐高等学校教材试用本”的名义予以出版。“自1952年到1956年,我国翻译出版苏联高等学校的教材1393种。”

1950年代上半期,大批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苏联专家被聘请来华工作。而苏联学者凯洛夫的《教育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建国初期的社会历史需要,不仅直接辐射了新中国教育学的理论探索,而且对当时中国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运行和管理制度建构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实际影响”。它在无形之中取代了在中国流传多年的杜威等人的教育理论,开始影响人们的教育观。

通观建国初期的教育,它得到了迅速发展。据1952年年末统计,“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有高等学校201所,在校学生191000人;中等学校6059所(其中中等专业学校1710所,普通中学4298所),在校学生3145000人(其中中等专业学校、工农中学学生655000人,普通中学学生2490000人);小学527000所,在校学生51100000人;幼儿园6500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我国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49%;全国教育事业基建投资完成额占国家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的5.7%。”

从这些成绩可以看出,我国注重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与发展中小学教育是配套进行的,这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以及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相关联。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前30年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不难得知毛泽东教育思想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建国初到1958年这一阶段的成绩是巨大的,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在以多种形式让全国青少年能够享受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方面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但在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时带有较强的阶级色彩。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教育事业动荡较大,特别是大学与中学学生曾直接成为政治的工具——停课“闹革命”,高校还停止招生4年,小学教育也一度失序。尽管如此,中小学教育在1969年后得到大普及。这三个阶段的得与失,都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化轨迹。

从总体上看,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特别是建国后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有不少复杂的问题尤其需要深入探讨才能真正理清,由此更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作者简介: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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