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雄:建国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演化

胡为雄 2018-11-27 浏览: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的总体设计者,他始终密切关注整个教育工作,并在很大程度上指导与实施了一些重大教育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发展前30年的三个阶段中,毛泽东教育思想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建国初到1958年这一阶段的成绩是巨大的,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在以多种形式让全国青少年能够享受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方面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但在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时带有较强的阶级色彩。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教育事业动荡较大,特别是大学与中学学生曾直接成为政治的工具——停课“闹革命”,高校还停止招生4年,小学教育也一度失序。尽管如此,中小学教育在1969年后得到大普及。这三个阶段的得与失,都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与演化的轨迹。

1952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涉及学校的总数占全国高校总数的四分之三,取得的成绩是:(一)院系设置开始比较适合国家建设需要。调整基本上改变了院系设置上的无政府状态,把高校调整为任务比较明确的大学、多科性工学院、各种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尤其对综合性大学与专科性的院校作了明确分工,取消与合并了条件不好或设置重叠的院校。(二)师资、设备、校舍等得到较合理的充分的利用,领导力量也得到加强,使高等教育事业有较大的发展。调整后全国招生人数大大增加。工科系科招生量从1.5万增至可招3万。在校学生数已达到219,750人,为1946年学生人数的169.9%。(三)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取消了教会学校。

此次调整的不足之处是:一是要求过高过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二是对院系设置的历史经验和苏联及欧美的教育制度,缺乏认真系统的研究和辩证的分析,过于机械地照搬苏联的做法。“当时强调专业教育,批评‘通才’教育,是有道理的,这反映了国家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学习苏联,设置专业,培养目标明确的专业人才,方向是对的。但是,完全否定‘通才’教育,也说明我们对科学发展的潮流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趋势,缺乏了解和研究。”然而,我国的高校教育体制基本上就这样确立了,且一直延续至1990年代。

在全国高校调整的同时,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高等学校制定编译苏联教材的计划。1952年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规定各校的翻译计划报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实施。译稿经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以“教育部推荐高等学校教材试用本”的名义予以出版。“自1952年到1956年,我国翻译出版苏联高等学校的教材1393种。”

1950年代上半期,大批包括教育行业在内的苏联专家被聘请来华工作。而苏联学者凯洛夫的《教育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建国初期的社会历史需要,不仅直接辐射了新中国教育学的理论探索,而且对当时中国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运行和管理制度建构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实际影响”。它在无形之中取代了在中国流传多年的杜威等人的教育理论,开始影响人们的教育观。

通观建国初期的教育,它得到了迅速发展。据1952年年末统计,“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有高等学校201所,在校学生191000人;中等学校6059所(其中中等专业学校1710所,普通中学4298所),在校学生3145000人(其中中等专业学校、工农中学学生655000人,普通中学学生2490000人);小学527000所,在校学生51100000人;幼儿园6500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我国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49%;全国教育事业基建投资完成额占国家基建投资完成总额的5.7%。”

从这些成绩可以看出,我国注重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与发展中小学教育是配套进行的,这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以及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相关联。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前30年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不难得知毛泽东教育思想都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建国初到1958年这一阶段的成绩是巨大的,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8年到1966年这一阶段,在以多种形式让全国青少年能够享受普及教育与高等教育方面的成绩也是主要的,但在探索中国教育发展道路时带有较强的阶级色彩。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教育事业动荡较大,特别是大学与中学学生曾直接成为政治的工具——停课“闹革命”,高校还停止招生4年,小学教育也一度失序。尽管如此,中小学教育在1969年后得到大普及。这三个阶段的得与失,都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演化轨迹。

从总体上看,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特别是建国后的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有不少复杂的问题尤其需要深入探讨才能真正理清,由此更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作者简介: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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