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

章永乐 2018-11-26 浏览:
基于“妥协−限权宪法−自由与繁荣”这一联想链条,一些研究者将辛亥革命中的南北妥协、清帝逊位视为一个包含发展出“限权宪法”潜能的政治妥协事件。这一联想机制基于一种良好愿望,但与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脱节。1911−1912年,英、法、美、德、日、俄六强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 “大国协调”是塑造“大妥协”走向的关键性外因:列强拒绝给予深陷财政困境的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任何一方贷款,强调只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才能获得列强的财政支持,并支持袁世凯尽快获得实权。这一协调的制度基础是列强之间在辛亥革命前形成的条约网络与银行团机制。列强的 “大国协调”加速了“大妥协”的达成,这一妥协对于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中包含着的共和政治建设共识极其稀薄;同时,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不断拉大中国国内两大阵营的资源差距,加上国家机器的碎片化带来的困境,使得这场妥协极难产生一些当代论者所期待的“限权宪法”的结果。

“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

引言:辛亥革命中的“大妥协”何以可能?是因为南北双方具有高度的“妥协精神”和“政治德性”吗?本文引入内外关系视角,指出英、法、德、美、日、俄六大列强在1911-12年的“大国协调”,对辛亥革命的路径产生显著的塑造作用。六大列强相互牵制,对华保持“金融中立”,防止任何一个列强向清廷或南京临时政府借款,并主张南北双方展开谈判,实质上支持袁世凯尽快获得实权。列强何以形成这样的对华政策共识,而非借机瓜分中国?促成“大妥协”的国际权力结构,又对民初的政局走向,施加了何种影响?

“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

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具有极大妥协成分的革命,久成学界通说。但围绕着如何理解与评价这种妥协的成分,新的理论讨论正在出现。传统政治史从革命史的叙事范式出发,通常将革命派的妥协视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而晚近的研究从两个方向上提出新的见解:第一种从帝国比较研究(comparative empires)与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理论中汲取问题意识,指出由于统一民族/国家制度与认同塑造的滞后,多民族的王朝国家在“走向共和”的过程中极易形成国家分裂,因而辛亥革命过程中南北双方通过“大妥协”,力保国家统一,具有正面意义[1];第二种见解源于将“限权宪法”作为根本性政治发展目标的问题意识,强调只有克服革命暴力逻辑才能够建立真正的“限权宪法”,而只有“限权宪法”才能带来自由与繁荣,从这一观念出发,革命派的武装起义乃至创建南京临时政府的历史意义就大大下降,而通过一系列磋商达成的南北妥协、清帝逊位就获得极其显要的地位,甚至被视为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的中国版本,包含着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限权宪法”的潜能,只是这一潜能被进一步的“激进革命”所破坏。[2]

本文试图从全球史的视角重审以上两种见解,肯定第一种问题意识,但认为第二种联想方式可能会带来历史意义的“超载”。由于英国与美国先后获得全球霸权地位,在发达之后重修“家谱”的过程中,1688年革命与1787年费城会议被树立为通过非暴力的政治协商和政治妥协产生优良宪法秩序的典范[3],并进一步在汉语世界中抽象出只有非暴力的妥协才能产生“限权宪法”,进而导向自由与繁荣的联想链条。以这种联想方式思考辛亥革命,就能很容易将其中的妥协成分视为有可能长出和平渐进式政治发展道路的种子。然而,从“大妥协”的动力机制来看,这只是一个缺乏历史条件的良好愿望。在1911−1912 年的政权过渡中,英、法、美、德、日、俄六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是塑造“大妥协”走向的关键性外因:列强拒绝给予深陷财政困境的清廷与南京临时政府任何一方贷款,强调只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能够代表全中国的政府才能获得列强的财政支持,并支持袁世凯获得实质权力;而被今日论者视为“限权宪法”典范的英美两国,恰恰是袁世凯在民初时期重建个人集权的有力支持者。

对列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探讨,当然并非新的研究论题。[4] 传统政治史向来高度重视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则可以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大国协调”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框架。列宁指出:“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各种国外联系和殖民地联系的扩大,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势力范围的扩张,‘自然’会引起这些垄断同盟之间达成国际协定,形成国际卡特尔”[5]。据此,四国银行团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跨国的金融垄断卡特尔组织,它的经济目的是抑制其他金融组织的竞争,但同时也承担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任务。中国本土论者将列宁的解释框架运用到辛亥革命过程的分析之中,关注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与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的关系。[6] 然而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是,为何在欧洲列强在欧洲的“大国协调”已经破裂,矛盾一触即发之时,东西方列强反而能够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对华基本政策上获得基本的共识?

要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就需要进入对1815-1914年这个“漫长的19世纪”的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协调”的研究。2016年10月,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其北京大学演讲中,就19世纪的“大国协调”提供了一个叙事框架。[7] 按照安德森的论述,欧洲王朝国家对于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促成了维也纳会议的妥协与英、俄、普、奥、法“五强共治”(Pentarchy)局面的形成,列强通过定期的会议和多种多样的外交渠道,协调彼此之间的冲突,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冲击王朝贵族统治的秩序危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国协调”不断衰变。欧洲列强先是为争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旧土而相互对立,后又因为德国的统一与崛起,日益分裂为两大阵营。安德森认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是维也纳体系“大国协调”的“天鹅之歌”(swan song)[8],这个体系不久就因为一战的爆发而分崩离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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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