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是澎湃,但他更是我国核动力事业的杰出功勋英雄

胡山 2018-11-26 浏览:
在组织建造 1∶1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过程中,彭士禄始终身先士卒,坚持冲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第一线,全程跟踪模式堆的安全运行、分析异常现象、事故苗头、排除故障。同志们每次都试图阻止彭士禄参加重大行动“突击队”:“彭总, 您不能下去!”“老彭,这里太危险,你是抓总的,在指挥部听信儿就行了!”彭士禄的回答是,“这是大事,一国之所系,我若不亲自参加,还能算是称职吗?”他认为, 即使有时实在不让他参加具体操作, 他哪怕就是坐在核反应堆装置边上, 对同志们也是一种无形的莫大鼓舞。

1945 年 8 月 1 日经陈勇岷和陈锦华介绍,彭士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表现突出,入党即被破例免去预备期,不久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作为技术员在宣化、阜平和石家庄炼焦厂、炸药厂工作,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大学学习,1951 年考取赴苏留学。贺子珍和贺怡亲自为他添置了一身黄呢中山装。临行前,周总理接见这些留学生时嘱咐道,“同学们,我们老一辈打下了江山,现在要靠你们年轻一代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厦了。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学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啊……”在喀山化工学院、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苦读的彭士禄深知,国家派出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当时国内 25 到 30 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相当于国内培养 26 名大学生的费用总和。他奋发图强,拼命学习,门门功课优秀。陈赓将军访苏时,彭士禄等少数学生被选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

几十年来的考验,证明了那一代留学生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培养和期望。他们饱含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和深情,学成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 成为了撑起共和国的坚强脊梁。彭士禄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时感慨万分,“留苏期间,我们从未在晚上12 点以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当时,那种奋进不息、为祖国夺取知识制高点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是我们的党和老百姓给了我战胜困难、接受任何考验的动力和勇气。没有党,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的一切,更没有我的今天。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呕心沥血起潜龙长风破浪会有时

核潜艇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出现的最为先进的水下武器装备, 它的心脏是核动力装置,是原子反应堆。 1958 年底中国组建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苏联以技术过于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任何援助。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坚强决心, 激励着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这项直接关系国家命运的伟大事业。

1960 年,彭士禄在原子能研究所十二室五大组从事潜艇核动力堆研究设计,1961 年十二室五大组调十局,彭士禄任设计组副组长,年底接受郭沫若聘请在中国科技大学讲授“反应堆”、“热工动力”等课程。当时中国核科学人才奇缺, 核潜艇资料空白,又恰逢三年经济困难,因此 1962 年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暂时下马,只保留一个 50 多人的核动力科研队伍,由彭士禄负责全面工作。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潜艇研制遭到国际技术封锁,举步维艰。彭老回忆,“当时条件很差呀,室内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 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有时连窝窝头都吃不上, 我们就挖野菜吃。当时也没有电脑, 仅有一台手摇计算器,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1963 年彭士禄任国防科工委七院(中国舰船研究院)十五所( 核动力研究所) 副总工程师(那时核潜艇工程没有总工程师,他是实际上的总工程师)。1965 年 3 月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彭士禄带领科技和工程骨干队伍奔赴四川,参与筹建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并出任基地副总工程师(当时也没有总工程师,彭士禄为技术总负责人)。

在进行核反应堆一回路压力设计时,最初方案中,设计人员将一个主要参数提议为 200 个大气压, 该参数主要参考了当时苏联列宁号核动力船舶设计资料。“要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数据,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叠加法,将各种不确定因素叠加放大后确保安全,缺点是得到的数据会非常大;一种是统计法, 综合平衡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 但这种方法对决策者的技术把握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对于 200 个大气压的数值,核反应堆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永茂表示非常理解设计人员的苦衷,因核潜艇是高密级工程,当时又处于特殊年代, 大家做事都小心翼翼。但如果选择200 个大气压,意味着冷却水温度压力高,而当时我国别说核装置,就是蒸汽轮机也只有 90 个大气压。在彭士禄的主持下,最终 200 个大气压被果断降至某个较低数值。周永茂感慨道,“彭士禄不迷信国外的数据。如果当时头脑发热,估计到现在也设计不出来。”后来苏联方面也证实他们自己的这个数据确实存在错误。

当时许多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都没有经验,大家对各种问题意见分歧很大。这时,一个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意见并力排众议做出决策的“总师”显得至关重要。如没有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大义责任担当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没有科学家的严谨执著和钢铁意志, 是不可能毅然决然地去主动挑起这副千钧重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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