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肯定的“小人物”, 人民心目中的大学者 ——访著名学者李希凡同志

胡澄 2018-11-05 浏览:
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不能全盘否定历史,不分是非,用“消极面”抹杀“积极面”,它必然导致思想混乱,沉渣泛起。近年来,一些邪教歪理之所以气焰嚣张,以致不少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共产党员都深陷其中,并非偶然!可以说,它是一个时期以来历史唯心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肆泛滥的一种恶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应当不尚空谈,做踏实的工作。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不能讳言过失,也不应混淆是非。以史为鉴,才能有益于今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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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肯定的“小人物”, 人民心目中的大学者 ——访著名学者李希凡同志

毛主席肯定的“小人物”, 人民心目中的大学者 ——访著名学者李希凡同志

胡澄:李老,在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有一封著名的书信和您有关,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已收编在《毛泽东选集》五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选编》第四册中。也就是在这封信中,主席将您称作“小人物”。1954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大讨论,您是当事人之一。现在完全否定这场批判运动的议论也很不少,不知您的看法如何?可否谈谈其中的背景和您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李希凡:你所说的“当事人”,大概是指我和蓝翎当时合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在1954年第9期《文史哲》上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为《文艺报》同年第18期转载;另一篇是《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

主席这封信虽写于1954年10月16日,但当时看到这封信的人并不多,我们也并不知道有这封信,只是从邓拓同志(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我们的谈话中隐约地听出,毛主席看过我们发表在1954年第9期《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此文批评了俞平伯先生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观点。毛主席在信中肯定了我们的批评,同时也涉及了当时文艺界的某些倾向性的问题。此信虽未公开发表,却在学术界开展了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对这场“批判”应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当代文学思想史的专著,都有所涉及。而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1980年在济南《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谈到1954年问题时,我曾引了林则徐赠邓廷桢的两句诗:“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说:我没林则徐这样悲观!我要改他这两句诗的两个字,叫做“青史终能定是非”,我相信这是真理,“文化大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兴起的一股思潮,对这场批判全盘否定,并把它同毛主席的晚年错误扯在一起,我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不太满意,不同意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评价中的许多提法,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古典文学作品,发表一下不同的意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前些年所谓反毛非毛一股思潮起来的时候,红学界对这场批判运动说什么的都有,包括对我个人也有各种说法。在港台,海外奇谈就更多了。当年发表过我们文章的《文史哲》编辑葛懋春80年代初去美国探亲,从美国图书馆收存的台湾出版物中抄录了有关我的小传寄给我,有的写得没边了,说我是江西“红小鬼”出身,给康生当过通讯员,是康生布置了这项任务给我们。这真荒唐可笑,也太拔高我了。红军时期我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而且是生活在北平郊区。其实,就是我们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也不可能是我们能预料到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这场批判运动作了这样的评断:“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这两次批判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我以为,这样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这场批判运动,才是有说服力的。自然,也要承认这场运动对俞平伯先生有伤害,给他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很大。后来运动升级,批判也升温了,有些文章也就不实事求是了,包括我们后来的一些文章,也有对俞先生不尊重的称谓和说法。这两篇文章只不过是两个文学青年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评价《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的一种努力。他们对历来的所谓“红学”总是纠缠于烦琐的考证与索隐,而不去探究它的时代意义、思想艺术成就、文学史上的贡献,有时甚至有意地贬低它,如说它是“作者的自传”,表现的是“色空观念”,“不脱东方思想的窠臼”(俞平伯);说它“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说“《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真假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胡适)等等感到不满意,认为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唯心主义的图解。而这时俞平伯先生又恰恰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发表了他的《红楼梦简论》。我们的两篇文章,也是从俞先生的《简论》开始,进而对他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以至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诸多观点进行了商讨和批评。同时,也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红楼梦》的时代历史意义及其伟大成就,做出我们的理解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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