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为变节者授勋——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邓野 2018-11-04 浏览:
蒋介石对方先觉一案的裁决完全是以政治利益的需要为着眼点,依据权力,将一个投敌者的变节事实人为地抹去。由于破绽太多,蒋之处理表现为一个反复追加裁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始于下令发表方之最后一电。经过《扫荡报》的生花之笔,衡阳之败反倒成了“胜利的保证”。这样,蒋之责任被开脱,战败的后果被淡化,国民的视线被转移。《扫荡报》与其说是在诠释方电,不如说是在诠释为什么坚持发表方电。

两度为变节者授勋——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1944年4月至12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在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日军所遇到的最为顽强的抵抗是在衡阳。时任第十军军长的方先觉固守该城40余日,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曾重创日军,创造了抗战后期最为著名的一次守城战例。然而,在援军迟迟不至、日军最后突入衡阳的生死关头,方先觉又率部投敌,成为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投降日军的最高将领。方氏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反差甚为悬殊。

然而,由方先觉所引起的历史争议并不在于其功过如何评价,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变节投敌。对此,台湾的相关著述基本否认,而大陆方面则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由于大陆和台湾政治环境不同,证词自然也不同,[1]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该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决所造成。为此,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入手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清理。首先,就方先觉投敌与否即问题本身提出原始证据;同时,将着重研究方先觉一案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的关系。本文认为,揭示该案与政治的若干牵扯,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才能回答清楚蒋为什么断然否决方之投敌。

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

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是打通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线。经过河南战役平汉路基本打通,接下来日军迅即发起湖南战役,以期打通粤汉路。6月18日长沙失守,战局的下一个焦点集中到湘南衡阳。衡阳为粤汉与湘桂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能否阻止日军打通粤汉路并阻止其进犯广西,取决于能否固守衡阳。至此,衡阳之役的战略意义骤然形成。

方先觉部于6月初进驻衡阳,所辖虽有四个师的番号,但因严重缺员,总兵力仅约1.7万人。[2]衡阳之役于6月22日展开,鉴于长沙之败,最初,重庆统帅部对于守军并无信心。6月23日,军法总监何成浚记载:午后出席各部会报,“军令部报告战争情况,衡阳业已在倭寇严重威胁下,守军力量甚低劣,敌人不攻则已,否则与长沙必无二致”。[3]事后看,军令部的评估不免过低,方先觉顶住了日军的猛攻,将战局支撑下来。

任何战役,愈是具有战略意义便愈是具有政治意义,其政治的牵扯面愈是广泛。衡阳战役正是如此,是役展开之后不久,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问题牵扯起来。

由于国民党军一再溃败,美国对蒋失去信心,7月7日罗斯福提出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对此,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4]次日,蒋复电罗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同日,蒋又致电华莱士副总统,称中国战局“并未有如阁下在各地所得报告之危险与绝望之程度,此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5]把两电联系起来,此可见蒋的缓和之计。

史迪威指挥权既然因战局危机而提出,蒋当然明白,此事能否缓和并不取决于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取决于战局能否缓和。所谓缓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战场上有所收获,待战局稳定之后,再来就史迪威问题具体磋商,从而求得一个有利的结果。为此,蒋明确向美方开出支票: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那么,这个“证明”具体体现在哪里?显然,由于中国战场的作战中心集中在衡阳,因此史迪威问题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胜负。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不断加强对衡阳的作战指导。7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援军“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6]在这里,蒋明确地把衡阳之役与对美外交联系起来。

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的另一牵扯,形式上与史迪威问题具有很大的区别,它并不明确地摆在蒋的面前,但又是一个坚实的存在,此即国共谈判的进程与走向。一号作战于4月发动,而国共谈判则于5月举行,两个过程基本上同步展开。由于这个特点的存在,国民党军在各个作战环节的胜负,事实上直接影响国共谈判的进程。

抗战开始以来,国共谈判向以双边关系为基本内容。5月底,随着汤恩伯部在河南战役的溃败,中共头一回突破旧有框架,首次向对方提出全国性政治要求:“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6月5日,两党代表在重庆互换谈判提案,此后,双方均未就对方提案做出答复。何时做答、怎样做答,实际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结果。

显然,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衡阳之役均构成了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7月25日,自称基督徒的蒋介石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7]许下如此大愿,反映了是役对蒋的重要性。

8月2日,美方晋升史迪威上将军衔,此举显然是为其接掌中国军队指挥权所做的一项安排。当日,蒋一面致电史迪威表示祝贺,一面则致电方先觉,强调:“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8]当然,“决非普通之成败”真正的含义,方先觉不可能弄懂。为激励士气,7月24日与8月4日,蒋先后向葛先才、周庆祥两位师长颁发青天白日勋章。[9]尽管蒋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衡阳仍于8月8日陷落。得知衡阳失守的消息,美方与中共迅速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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