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

史云 2018-11-03 浏览:
向苏联还债无疑是加剧了三年经济困难。在那些年里,增加出口农产品就意味着减少中国人的宝贵食物。这本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但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归咎于还债,官方文件从没有写过“逼债”造成三年经济困难,以后更是实事求是地自己承担了责任。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个判断把党自己的决策失误作为主要原因,也没有否定自然灾害和苏联破坏协定撤离专家造成损失的第二位、第三位原因。

然而,情理上又不如此。中国人之所以对“逼债”表示愤慨,正如本文第二点所述,这些债务,本来大部分是中国人应苏联建议出兵朝鲜,付出巨大牺牲,又面对苏联附加条件,为别人揽下来的抗美援朝贷款。

1950年9月30日,朝鲜形势危急,朝鲜党和政府请求苏联出动军队援助。苏方没有同意,10月1日却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国“以志愿者身份”“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13]。10月4、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艰难的讨论和抉择,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10日派周恩来、林彪向苏联领导人提出,请苏联派空军对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给予空中掩护,并提供武器装备。苏方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但对以前许诺的出动空军给予掩护,又表示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内不能出动空军。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苏联暂时不出动空军掩护,也要忍受损失,仍然派志愿军赴朝。苏方又答复,用贷款方式向中国出兵提供军事装备,苏联空军帮助中国防空,两个月至两个半月后也不考虑进入朝鲜境内[14]。

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

苏联对中国出口设备进行建设的304个项目,到1960年苏联撤离专家前,中国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49项,尚未完成的有155项。当苏联撤离专家、停止供应技术、设备、物资后,这155项大多陷于瘫痪状态。图为苏联撤离专家、停止供应技术、设备、物资后停产的工厂

苏联本来表示支援朝鲜由中国出人、苏联出钱出装备,后来又变成半价和全价贷款。在贷款条件上,也要求中国用当时苏联稀缺的战略物资偿还,“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期限为14年,前4年为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虽说是“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实际上苏联要求的年供货量远大于中国历史平均年产量,是倾中国全部所有,也力所不及的。在经济贷款中,苏联规定了中国要用橡胶偿还,中国当时还不能生产很多,只能从其他国家进口转给苏联。当中方担心敌人封锁,转口购买完不成协议要求时,苏方就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国不能按商定的数量提供橡胶,苏联只好减少中国的卡车订货。

以上种种不合理、不平等历史因素,再加上苏联官员“逼债”的盛气凌人,就造成了中国人面对“逼债”的强烈反应。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5月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回顾:“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15]

实际上,向苏联还债无疑是加剧了三年经济困难。在那些年里,增加出口农产品就意味着减少中国人的宝贵食物。这本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但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归咎于还债,官方文件从没有写过“逼债”造成三年经济困难,以后更是实事求是地自己承担了责任。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个判断把党自己的决策失误作为主要原因,也没有否定自然灾害和苏联破坏协定撤离专家造成损失的第二位、第三位原因。

对于苏联给予的重要支援,中国人也没有忘记。还是邓小平回顾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所说:

【“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16]】

我们在看待历史时,要考虑历史发生的复杂原因。只强调一方面,否定其他,甚至说根本没有苏联“逼债”、说没有“三年自然灾害”云云,是片面的,有炒作之嫌。

[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258页。

[2]《杨尚昆日记》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页。

[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4]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与回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2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6]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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