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的历史来源和现实启示——毛泽东、习近平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杨明伟 2018-10-12 浏览:
“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对存在破坏行为和潜藏破坏活动的人进行“评审和说理”,由群众监督改造他们,不把矛盾和尖锐问题“上交”,最终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由此进一步扩展到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就地解决当地发生的各种矛盾、化解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1963年11月毛泽东批示要总结和推广“枫桥经验”,从此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树起了一个创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先进典型;2003年11月以后,习近平不断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把学习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使“枫桥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有了更加深厚的社会影响和长久的生命力。“枫桥经验”是基层干部群众的创造,也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一面旗帜和一个标杆。

“枫桥经验”的历史来源和现实启示——毛泽东、习近平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1963年11月下旬,毛泽东批示要总结和推广“枫桥经验”,从此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树起了一个创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先进典型。2003年11月下旬,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之际,习近平提出“把学习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此后他不断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使“枫桥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有了更加深厚的社会影响和长久的生命力。

“枫桥经验”诞生时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对存在破坏行为和潜藏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评审和说理,由群众监督改造他们,不把矛盾和尖锐问题“上交”,不把存在突出问题的人物“上交”,最终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由此进一步扩展到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就地解决当地发生的各种矛盾、化解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枫桥经验”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是,面对基层出现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甚至“破坏活动”怎么办?基本方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采取“评审和说理”的方法;根本目的是,化解矛盾,解决尖锐复杂问题,特别是“制服敌人”,并且“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来考察“枫桥经验”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

一、毛泽东为什么会关注“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是从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日常工作中诞生的创新经验,特别是基层群众创造的鲜活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基层的生动体现。毛泽东特别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

这个经验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毛泽东为什么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典型并如此关注,要求不仅全国人大代表范围内要知晓,还要向全社会推广?搞清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思考和关注哪些重大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下基层调查研究,重视基层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这一时期,他不断走出办公室,有时离开北京几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跑了这么多省”后,他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对基层出现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一定要“打下去”,但是必须走群众路线,“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对于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方法,是自我教育的方法。

就在批示总结推广“枫桥经验”之前,毛泽东刚刚从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调研、视察回来。1963年11月12日,在回北京的途中,专列停靠天津时,他还请河北省委的负责同志来谈话,了解河北当地的情况。谈话中,他根据自己的一些体会强调,领导干部不能光坐在办公室看文件,要下去搞调查研究,有些工作要学会搞试点,要接受各地创造的好经验。在谈到如何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提出:必须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要善于抓住“典型材料”。在谈到如何对待那些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的人时,他还特别提出:人有错是可以改的,对那些犯错误的人,只要诚恳承认错误,坚持改正,群众会原谅的;除了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就照常使用,严重的调离使用也是必要的,还可以劳动改造。

就在批示“枫桥经验”前后,毛泽东不断要求各地党政负责同志,要善于把农村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典型经验总结出来,上报中央。这说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提倡搞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工作的创新经验,同时,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通过说理的方法教育人、引导人、转化人等,这是毛泽东发现和推广“枫桥经验”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基础。

有一种说法,毛泽东在这之前曾在杭州听到过有关“枫桥经验”的汇报,但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最早对“枫桥经验”感兴趣,始于1963年11月21日晚上汪东兴的汇报。汪东兴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受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委托,他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了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发言用的稿子的主要内容。这篇发言稿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有六千字左右。毛泽东接过发言稿,一看题目,立即产生兴趣,说:题目很新鲜,既然拿来了,我还是看看。没想到,这一看,其中讲到的“诸暨县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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