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率”的根源初探

罗文颖 2018-10-09 浏览:
本作者认为:产生“历史周期率”的根源,是两千多年来存在着分散的、以一家一户仅种几亩地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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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周期率”的根源初探

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

这就是被史学家称为“历史周期率”的著名论述。据此,有些人认为“中国历代王朝皆亡于腐败”,还有些人认为“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率的推手”。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分析的还是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

本作者认为:产生“历史周期率”的根源,是两千多年来存在着分散的、以一家一户仅种几亩地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

大家知道,周朝的分封制,使得周室日衰,诸侯雄起,产生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形成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经过董仲舒进一步发挥的)儒术”,使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适应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使孔孟之道与小农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渐进地形成了农耕思想与文化,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小农意识。应该承认,孔孟之道里也有古代优秀的文化,有些观点在今天看也不过时,历史上的名人曾多次引用他们的话语。但孔孟之道是以“三纲”为核心的“三纲五常”论,造就了皇权独大的等级制,名门望族的世袭制,各级官员的特权制,男尊女卑夫权制;而“五常”的“仁义礼智信”则处于尴尬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在存世较长的朝代中,无非是开国后经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让利于民,经济发展,出现诸如“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局面。唐玄宗和乾隆都是“盛世”时期的“圣君”,前期都励精图治,富民强国,虚心纳谏;后期都是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宠信奸佞。

他们的变化正如黄炎培所总结的那样。在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下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和管理者,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自然而然地是封建主义的小农意识。作为上层建筑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怎么可能变成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呢?因此,历史上的政权更迭,尤其是隋唐以后的政权更迭,完全沿袭了上一朝代的政治体制。即使是农民起义领袖做了皇帝也依然是这种模式。朱元璋对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用“剥皮揎草”的残酷刑法来处置,在位时杀了一些贪官,威慑力非常大,但官员们还是照贪不误,前“腐”后继;清代有官员选拔、任命、考核、回避、监察、罢免等较完备的制度,在乾隆后期还是出现了震惊朝野,让乾隆感到困惑的的以王亶望、勒尔瑾等甘肃一大批官员冒赈贪污的大案;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谚。清代的皇帝比较勤政,为什么官场的腐败越演越烈?

有句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多数人都理解为上面风气不好才导致下面风气不正。从房屋木结构角度来分析,下梁是先制作的,上梁是后制作的,由于下梁和上梁制作时榫卯不“正”,才导致下梁和上梁安装后是“歪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基层敢于顶风违法乱纪也就不奇怪了。绝大多数人都痛恨腐败,都指责严重的贫富差距带来的种种弊端,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依然是“不贪白不贪”。放在地上的墩布,在湿度、温度适宜的环境下几天就会生出钱串子、潮虫等动物;墩布处于干燥的环境里,即使放在地上,这类节肢动物也会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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