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妇女

刘亚 2018-10-06 浏览:
在《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的书评中,学者刘亚认为作者通过地方性、性别、家庭等不同的维度,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超越了以往大多数关于集体化妇女研究简单化、脸谱化的叙述,展示了妇女的生命轨迹与农村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让读者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集体化时期的历史,并展开对于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想象。让我们阅读刘亚的书评,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性别》,走进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妇女们。

贺萧: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妇女

《记忆的性别》英文版封面

贺萧的恢弘巨作《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部历经十年、根据七十二位农村妇女的访谈以及大量细致的档案材料整理而成的口述史距其英文版的出版有整整五年,这样的等待,对于那些迫切地想要了解毛时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如何进入地方社会、带来哪些地方政治与经济景观的变迁、以及农民(妇女)又如何理解与回应这些变迁的中国读者来说,是值得的。正如香港大学《中国评论》编辑路易斯·爱德华在评论时说,这本书“在未来几十年都将会被阅读,且毫无疑问将鞭策其他人去开展新的、激动人心的、有关其他时段、中国其他偏僻农村的研究。”

贺萧: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妇女

中文版《记忆的性别》 来源:百度图片

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

建国以后,共产党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造方案:婚姻家庭变革、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百花齐放、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短短的时间画卷上,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共产党立志摧毁封建的、官僚的资本主义旧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雄图大略。然而,“大跃进”失败带来的沮丧在整个乡村社会弥漫,成为共产党政权在不少重大议题上进一步探索的主要障碍。相较于1950年代各种运动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中国农村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可以说是过于静默了。

一直以来,学界与社会对于中国在1950年代乃至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充满了好奇。官方的记载和讨论主要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每一项改革方案以运动的形式发起,接着是一系列的宣传部署、问题修正,最后是运动废止。整个过程往往在档案里会有明确的呈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雄心的政权,如何让农民理解其改革方案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面临的课题。然而,地方民众如何理解运动,如何迎合,如何抗拒,如何将各种新观念整合进自己的日常实践,地方政权又是在哪些力量的合力下达成平衡——这一切在官方的叙事里却是不清晰的。

另一方面,学界对新政权的最初十年也有极大兴趣,但学术研究的焦点往往放在作为权力中心的城市而非农村。虽然少数学者,如韩丁、塞尔登,对于处于运动漩涡的农村进行了精细的描述,但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使得播撒其间的社会主义种子呈现出不同的生长过程和形态,而探索其间的差异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丰富内涵的重要途径,也更能有效地回应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质疑与曲解。

贺萧在书里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地方性问题。“即使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颁布的最具指示性的法令,也必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被贯彻实施,由当地干部根据特定情境对法令作出阐释、修订、强调以及改变。无论在何处,国家政策的实施都取决于地理环境、事先的社会安排及当地的具体特色”。透过这样的视角,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地方传统背景之下国家话语的矛盾之处。比如,在官方叙事里,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获得经济独立看作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然而在贺萧考察的位于陕西省的四个村庄(分别位于四个县城),妇女们在解放以前从来都不是“幽居隔绝”。事实上,战争、匪盗、饥荒及疾病导致男人长期缺席,妇女从来都是农业劳动者和经济贡献者。她们干农活以获得食物,纺织棉花卖布挣钱交税,只是在新国家的话语里,妇女早已出现在社会空间的事实被排除了。

这种“自下而上”的视野还显示,国家权力进入农村,对于旧“封建”思想并非采取全盘抛弃的策略,而是以一种矛盾的手法处理新政权在基层生根的问题。国家一方面批判这种阻碍妇女追求自由解放的封建礼教,另一方面却在塑造“新社会的理想新妇女”的过程中将妇女的传统美德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国家不再是抽象的地方社会的“侵入者”,妇女“作为国家美德化身的身份使‘国家’和‘社会’分界的产生成为一个地方性的议题,甚至延伸到家庭空间以内。国家成了一个邻居,甚至成了家庭中的一员”。贺萧对于地方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复杂性:新的社会制度脱胎于旧的社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国家的妥协,抑或策略,从而使得旧的社会规范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占领社会生活的制高点。这在妇女解放的议题上尤其明显。

贺萧: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妇女

学者贺萧 来源:百度图片

集体化:记忆的性别

《记忆的性别》一书里最令人着迷之处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农村妇女关于社会主义丰富的经验被记录下来。不同于主流男性叙事的视角,妇女们的讲述不仅使宣传画里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场景变得无比生动,那些被排除在画框之外的、可能曾经被认为不和谐、不知如何安放的细节,如今被关注,被仔细地整理,由此我们得以看到一幅更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画卷。“妇女既是革命性变革的对象也是行动的主体”,社会主义历史的书写,若缺乏对半数人口经验的整理,尤其是她们在这场伟大变革中的角色、贡献,一定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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