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3年延安的乡村文化实践

孙晓忠 2018-09-14 浏览:
无论是1949年后的说书,还是延安时期的说书,都会看到大众文艺和“传统”的复杂关系,也会发现“当代文学”和延安文艺乃至左翼文艺的“历史相关性”。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 “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将要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四十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如果一棵枯了的古树忽然在抽条发芽,人们会以为是奇迹。但是,一个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衰老了的人,居然活转过来了,对自己的艺术本领和做人的意义,都有了自觉的认识,难道不该说是更大的奇迹么?】

乃超批评了今天依然有人认为文艺属于天才、艺术属于少数人的偏见,这些人总是慨叹天才太少,文化太幼稚,作品不够伟大,没有文学性。这种偏见会将历史中一个个莎士比亚“戕害”在萌芽状态。其实孰不知莎士比亚的作品当初也被认为语言粗俗而不能登大雅之堂,其成为经典也是后来逐渐形成的。

对说书艺人韩起祥的发现也有一段故事,韩起祥也是有身体疾病的“盲人”。平时说书,兼算命打卦,做巫术治病,因搞迷信活动,在延安不受欢迎。1944年前,延安县政府一度实行极端政策,禁旧书,只准说新书,韩起祥由于弹唱的仍是一些“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的传统书目,他的三弦被没收,卦签也被砸烂。到了1944年7月,延安兴起说新书运动,韩起祥因主动编新书,逐渐受到注意。据贺敬之回忆:

【大约在1944年春秋之交,我到延安县政府的驻地王家屯去深入生活……当时延安县委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收容了一群算命先生,中间有一个盲人,是从横山那边来的,他不是一般的先生,主要是说书艺人,还能说几段自编的新书。……我们见面后,韩起祥给我讲了他的经历,我听了很受感动。他又给我唱了一段他自编的新书,很有艺术光彩,我把它记录了下来。我当时觉得民间艺人说新书,是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一条值得提倡的正路子。于是,我就把他从延安县政府所在地领到“鲁艺”去。……来到了“鲁艺”,我把起祥介绍给戏剧系的张庚,音乐系的吕骥、马可、安波等同志,当时教务处接待了他,请他说书,他至少在“鲁艺”说过两次书。起祥演唱起来满怀激情,开始总是把“鲁艺”和我唱进去,我现在回想起来心情仍然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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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起祥在陕北说书的剧照

甘宁边区自1938年成立“民众娱乐改进会”后,1945年1月边区文教大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民间艺术更加生机勃勃,民间艺人数以百计地遍布城乡,边区文协成立后,林山,陈明,安波,柯蓝等一些年青同志,深入民间,寻找流浪在乡村的说唱艺人。文教大会后,1945年4月边区说书组正式成立,由林山和陈明负责。他们在陕北边区文协帮助说书人改造旧说书,林山也曾将韩起祥领进延安边区文协,说书组成立后,活动频繁:

【……大家常到丁玲同志的窑洞里,谈这谈那,总离不开说书,谈得真是红火热闹。丁玲同志给大家鼓劲。大家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安波同志从延长的一位说书艺人、三弦能手杨清福那里,学会了《王三姐拜寿》,他自己也就在丁玲窑里弹起来,唱起来。……陈明同志学写说书脚本了,写成了《平妖记》。安波为《平妖记》作曲配曲。……马可同志和安波同志一样,也记录和研究了许多说书的曲调。韩起祥或旁的说书艺人一到这里来,就被窑里窑外的人包围着,一直到大家要求另找一个最大的窑洞来说唱,丁玲的窑才得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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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起祥在延安宝塔山下为群众表演陕北说书

可见当时延安窑洞里的生机勃勃的青春气息,由民间艺人的不断发现,看出文教会对“地方人才”的重视。在说书改造运动中,最重视对书匠的改造,农村书匠以说书谋生,流动性大,影响也大,他们有说书技术,有即兴创作才能。1949年《文艺报》的一位农村通讯员曾这样描述当地艺人讲故事场景:

【当他们说唱故事的时候,说到紧张的场面时,一点声息也没有,听众都静静望着他的嘴,尤其是他那种感染人的神气更是非常的动人,唱到故事中人物要哭的时候,他也装出要哭的样子,唱到英雄要生气的时候,他就瞪起了眼挺起了胸膛,张开两条腿,握着带力的拳头,使观众看见了这紧张的场面,忘记了他是说书人,好像他就是英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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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说书

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3年延安的乡村文化实践

因此“新书”要想在农村扎根,跟“旧书”抢夺群众,必须征用这些“地方人才”。由于乡村说书艺人的分散性,在说书改造中难度更大,对书匠改造主要采取的方式从具体帮助,个别改造入手。帮助他们编新书,学新书和修改旧说书,然后通过他们来联络其他说书人,韩起祥在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然后由韩起祥现身说法,到各县去办说书训练班,带领当地说书人改变旧唱词,创作新书词和新书帽。到1946年,新书已经“到处出苗”了。不完全统计,边区八百说书人,已经有50人得到训练。

二、 “娱乐”改进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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