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3年延安的乡村文化实践

孙晓忠 2018-09-14 浏览:
无论是1949年后的说书,还是延安时期的说书,都会看到大众文艺和“传统”的复杂关系,也会发现“当代文学”和延安文艺乃至左翼文艺的“历史相关性”。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 “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将要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四十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在前几年,有的作家和学习写作的青年们,都不大看不起曲艺。他们认为要写一本小说,就能成为作家,钱也拿的多,不久可以做作家协会的会员。名利双收。】

讨论赵树理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有一点赵树理说的没错,今天的农村并不存在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二元对立,而其实就是一个“空白地带”。在此前提下,他提醒我们,书面文学不能取代“讲故事”。新文艺如果要进村,就必须脱离对现代小说对“书”的迷恋。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并决定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从而将改造乡村文化与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这一点发生在1940代延安的说书改造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左翼文化通过对说书人的改造,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成功地将“故事”从现代文学中释放出来,通过对集体世界的想象、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对人民主体的塑造,将个人的内心世界重新敞开。《刘巧团圆》不免幼稚,然而活泼,不免粗糙,然而生动,充满了新生儿的朝气和光晕。延安文艺对讲故事的改造,如本雅明所言,对讲故事的重视,也正是为了警惕现代印刷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经验的贫乏。在左翼文化和民间文学的相遇中,可以说,左翼文化提升了民间文学的品格,发生在1944年新说书运动,为我们今天处理“现代”文化和“民间”文化关系,提供了一种实践样式。今天我们寻访当年那些“讲故事的人”,意不在回到“前现代”,而是要努力跳出新旧格局,打破对于“雅”的“俗”或对立或等级的理解,并“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探讨叙事和经验分享的可能,为重新塑造中国社会主义的农村文化提供可能性

评书小段《留一手》。 视频来源:北京青年报(04:49)

察网www.cwzg.cn摘自《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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