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3年延安的乡村文化实践

孙晓忠 2018-09-14 浏览:
无论是1949年后的说书,还是延安时期的说书,都会看到大众文艺和“传统”的复杂关系,也会发现“当代文学”和延安文艺乃至左翼文艺的“历史相关性”。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 “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将要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四十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3年延安的乡村文化实践

原编者按:2018年9月11日,单田芳先生去世,我们对人民的曲艺会保持永远的热爱和兴趣,之前推送过的《说书人与当代史》指出:“某个突然出现在新闻里的老说书人的名字,或许会短暂地唤起关于评书的社会记忆和情感,但此时,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怀念的是一种极其古老的民间艺术,而未曾意识到自己实际是在缅怀仍看得见其背影的社会主义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借重特定的文化生产和传播制度,说书人的声音才第一次超越了茶肆、书场等特殊的消费空间及其消费群体,成为深植于我们每个人的情感结构中的全民文化记忆。”

今日推出孙晓忠老师《改造说书人———1943年延安的乡村文化实践》一文。无论是1949年后的说书,还是延安时期的说书,都会看到大众文艺和“传统”的复杂关系,也会发现“当代文学”和延安文艺乃至左翼文艺的“历史相关性”。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 “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将要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四十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一、 发现 “说书人”

1944年,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民间艺人李卜》一文,介绍时很受延安欢迎,如今被我们遗忘的流浪艺人李卜,李卜打小喜爱唱戏,尤其喜欢唱眉户、闹社火(秧歌)。旧军阀曾把他绑去给部队唱戏,逃出后自己组了个班子,在安塞一带流浪,后生意不好散了伙,只好回家重新做木匠。1940年的一个夜晚,民众剧团在陜西鄜县演出时,农民张云在观众群中认出了李卜,马上跑到后台,向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报告。在人丛中,憨厚的柯团长拥抱了农民李卜,热情地说:“唉,我老早就在访你呀,今天总遇到了……”。第二天,柯仲平在自己屋摆了很多菜,请李卜来喝酒,听说他家庭困难,又给了他一点安家费。最终他终于打破顾虑,跟着剧团演戏,同时教民众剧团的“娃娃们”学戏。

孙晓忠:改造说书人———1943年延安的乡村文化实践

民间艺人李卜

丁玲此时在党报上介绍李卜,不是孤立的事件,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开始关注民间艺术形式,但多集中在秧歌、秦腔、评剧、歌谣、窗花等艺术形式上,1944延安文教大会后,说书改造受到关注。这段时间,《解放日报》大量报道了解放区各地“发现”民间艺人的消息,木匠诗人汪庭有,练子嘴英雄拓老汉,劳动英雄、不识字的快板诗人孙万福、王老九等等,不但乡村,部队里也时常“发现”文化不高,但出口成章的“诗人”,这些人都不是专业的艺术家,在农民中却有知名度。发现这些活跃在乡村的“地方人才”,成为延安新文艺一项重要的任务。如何发现?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眼睛向下”,并曾亲自召集说书艺人韩起祥到他的窑洞里说新书,鼓励他要将新书“推向全国”,要“多多带徒弟”。丁玲文章发表后,乃超在国统区重庆的杂志上写文章呼应丁玲,该文随即被解放日报转载。他认为今天的延安,寻找民间艺人的方法,“既不是旧日的抢或绑,也不是今日极为流行的买”,“更不是嫖妓女那样的捧,而是尊之为老师,使他自动为人民服务的新方法”。可是这些底层民众并不是纯洁无瑕的火种,有的甚至藏污纳诟,如何改造他们?同时,发现和改造旧文艺,也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知识分子也要在乡村的生动情境中改造自身,由此与农民形成一种新型的交往关系。柯仲平回忆说:“为收李卜象请诸葛亮一样。我们把群众送来的羊杀了,摆宴请他吃,对他简直好的不得了,尊之为师。请李卜来,如同军队得了大将,我们的热情把他烧焦了”。李卜因在旧戏班呆得久了,爱抽鸦片,来民众剧团时,随身就带有鸦片烟土,柯仲平知道后,不愿伤他的自尊心,“装做不知道”,只从旁劝说,“别的人也给他暗示”。此外,由于得到了当地乡政府照顾,他的婆姨和儿子在家里也过得很好。李卜探亲,剧团还送肉、送布,李卜这才觉得大家都是好人,只有自己不争气,“几十年的老烟瘾,想不到在他五十一岁的开始,在腰腿不好,牙齿也脱落了的情况下,竟一下子就戒绝了”,民众剧团要回延安的时候,他不再提离开队伍了,觉得这就是他的家,平时热心指导剧团练唱,有时一个人登台唱全本《张连卖布》,民众剧团有了他,丰富了剧本语言,也大大提高了演唱技术。在这里,“大烟瘾”作为身体疾病的隐喻,告诉我们发现地方人才,首先也意味着对“旧身体”的改造,旧戏子的确有不良“嗜好”,有一些坏“毛病”,但并非不能改,改好后他们就是革命艺术家,冯乃超为此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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