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与当代史——《田连元自传》与《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对读

刘岩 2018-09-12 浏览:
难以释怀的正统论者将“评书四大家”的声名归因于电台和电视台的传播,但问题是,通过这两种现代传播媒介而享誉海内的,为什么主要是中国东北的“非正统”评书艺人。答案在塑造这些说书人的历史中。

说书人与当代史——《田连元自传》与《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对读

2015年3月,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辞世,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普遍使用了“评书四大家”的说法,将他与三位后辈说书人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相提并论。一些“资深”评书迷对此表示不满,认为除袁先生之外的另外三位都不属于“正宗的评书门”,而是出自唱大鼓书的门户,靠说广播和电视评书成名,将他们与袁阔成并称“评书四大家”,既无法凸显正统评书的“阔”字辈泰斗的资历与造诣,也对没能通过广播和电视获得同等影响力的其他“评书艺术家”不公。 但“评书四大家”一说其实由来已久,其最早的版本是上世纪80年代的“辽宁评书四大家”——“南袁北田,西远中兰”,即营口袁阔成、本溪田连元、锦州陈青远(唱东北大鼓出身的评书演员,1988年去世)和鞍山刘兰芳。2008年,“北京评书”以辽宁省鞍山市、本溪市、营口市和北京市宣武区为申报地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刘兰芳和单田芳(鞍山)、田连元(本溪)、连丽如(北京)四人被文化部公布为这一“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对照上述三组四人名单,“辽宁评书”几乎成了“评书”或“北京评书”(两个经常混用的能指)的所指,而在其代表艺人的构成中,鼓书门(而非所谓“正宗评书门”)传人占有绝对优势。难以释怀的正统论者将“评书四大家”的声名归因于电台和电视台的传播,但问题是,通过这两种现代传播媒介而享誉海内的,为什么主要是中国东北的“非正统”评书艺人。答案在塑造这些说书人的历史中。

袁阔成

说书人与当代史——《田连元自传》与《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对读

“评书四大家”已有两位出版了自传,即同在2011年问世的《田连元自传》(新华出版社)和《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如田连元在书中自述,“每个人都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会给你一个活动范围和可操作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使出浑身解数,拼搏进取,这就是你的命运”,“个人命运”的背后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国运”,说书人的自传因此可以看作从一个特定角度叙述的当代中国史。田连元与单田芳的回忆及叙述各有侧重,前者强调平淡,在自序中自嘲,这本自传的“卖点”恰恰是“会讲故事的人的人生却没有意思”;后者突出传奇,开篇即借他人之口说,“你的自传比《三侠五义》还精彩”。正因为两位说书人有各自的特殊经历,并采取了不同的叙述策略,当他们的自传发生重合或互文的时候,个人传奇才更显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与平常,寻常人生细节包含的历史信息也才更耐人寻味。

单田芳

说书人与当代史——《田连元自传》与《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对读

两部自传的第一个形成互文的回忆主题是战争与逃难。1947年,六岁的田连元居住在四平——东北解放战争中最惨烈的城市攻坚战的战场;翌年,十四岁的单田芳经历了对平民而言更为残酷的长春围城。两位说书人一改说评书时的将帅英雄叙事,以亲历者的视角对战争中的平民生活做了格外生动的细节描述。单田芳这样回忆长春围城中的极端情境:公共厕所变成了抛尸场,老师在课堂上哭着向学生乞食,一位行人捡起路边的砖头啃了两口又扔在地上……与饿殍饥民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围城中照常营业的饭馆,单田芳的父母买通了六十军的一位下级军官,准备冒充该军起义人员及家属混入解放军的接待站,出城前在饭馆答谢这位军官,吃的是大米饭和酒肉,以黄金结账。长春也出现在田连元的战争记忆里,他随父母从四平逃到抚顺,“开始时一面袋子的金圆券能买回来半面袋的玉米面”,“后来,玉米面买不到了,只能买豆饼、豆腐渣,这些原是喂马、喂猪的东西,如今却拿来喂人”。在此情形下,大人们担心“如果抚顺像长春那样被围困起来,久不进粮,大家只有等待饿死”,于是决定回关内老家:“饿死也要回老家饿死。”相对于今天知识界流行的对长春围城惨剧说书式的解释——单纯归咎于攻城方的“饿殍战术”或守城方的“杀民养军”,两位亲历战争的说书人的饥饿记忆反倒无法简单等同于评书和史传文学中常见的孤城绝粮,而是联系着更为普遍的社会经济条件,长春的人道悲剧不仅是特定军事策略造成的灾难,而且是国统区灾难性的战时经济的极端案例。单田芳和家人逃离长春城后,来到已经解放的九台县(今长春市九台区),他用一条花旗布在县城市场换了十万五千元解放票,随手抽出两张千元票,出乎意料地买回了约十斤煎饼和一大包“都快拎不动了”的肉熟食,远远超过全家人饭量,于是又分给其他同行的逃难者。东北既是中国抗战胜利后最早经受内战摧残的区域,也最早获得了迅速恢复和重建,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基地。因此,尽管40年代后期有过短暂的关内移民的回流,东北在1949年后很快又成为中国七大区域中首屈一指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净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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