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吉贤丨从时髦女作家到革命知识分子:40-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

何吉贤 2018-09-05 浏览:
丁玲在1940-1950年代转变之际曾被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受到褒扬。其改造涉及经验、情感、知识甚至身体等诸多方面;在认识层面,也涉及自我、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创作与具体的革命工作、知识与实践等诸多关系的转变。这种改造是在战争、流动的背景下进行的,其间也伴随挫折和个人的磨难。这一改造命题不仅是理解她一生追求的关键,也包含了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些关键性命题。

何吉贤丨从时髦女作家到革命知识分子:40-50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

1936年11月中,挣脱“魍魉世界”的丁玲,辗转进入苏区“红都”保安,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1945年10月,丁玲离开延安,与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后因国共战事,她先后在张家口、晋察冀根据地等地停留,参加土改,从事写作,直至1948年7月离开华北,赴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回国进北京,跨入人生的另一个“新时代”。

陕北九年(包括山西、西安的一年),河北二年半有余,在丁玲的人生和文学历程中,是特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经历。经过这十一年多的时间,丁玲从一位都市“亭子间”里的时髦女作家、左翼作家,成长为革命事业中的有机工作者和革命作家。这一巨大而艰难的转变过程,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内容?它在丁玲的生命、创作和精神上又是如何具体而微地体现出来?近年来,由于文学风潮的转变,丁玲在延安时期的创作经历虽颇受关注,但多集中于一些有争议性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夜》等,并以此作为丁玲与革命龃龉的佐证。而丁玲在这个阶段中“与革命相向而行”所产生的精神、思想上的真正转变,以及由这些转变而引起的自我、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知识与实践关系等认识的转变,却无法得到细致的展开。丁玲被称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肉身形态”,在相当的程度上,丁玲在40-50年代初的经历、思考和创作,也奠定了她一生“变与不变”的基础,深入这一过程中的一些核心内容,不仅可以有助于恰当理解对丁玲一生的“左”“右”变动的评价,而且对理解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动,乃至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一些核心命题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例子。

一、丁玲的“黄金时代”

1977年初,幽居太行山麓山西长治嶂头村的丁玲向前来探望的儿子蒋祖林谈到了1936年底进入苏区至1938年10月离开西战团的经历,她感叹道:“那两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蒋祖林《丁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这两年中,丁玲初进“红区”,辗转陕北,北上南下,深入过部队,上过前线,还曾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开始接触实际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又组织领导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同时,作为一位成名的作家,在实际工作的背后,她并没有丢掉作家的身份和自我要求,时时抱有创作目的。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以通讯、报告文学、戏剧、散文为主,值得注意的是,通讯和报告文学等创作开始脱离基于个人经验的、以第一人称为主的方式,试图去叙述“他人”。

这个时段中,“西战团”一年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经历。“西战团”是一个准军事性的流动宣传队,活动于乡村、城镇,前线、后方,进行流动演剧和宣传动员。在山西的六个月中,“西战团”辗转三千余里,历经十六个县市,在大小六十多个村子驻留、宣传和表演。西安驻留的四个半月中,“西战团”除在易俗社舞台公演外,还进行大量歌咏、演讲、书写街头漫画标语等形式的宣传。(参见《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外十月来之工作报告》,《西线生活》,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生活书店1939年版)对于一支主要由文人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流动宣传队,在延安组队一开始,他们就面临了一系列挑战,诸如军事性的组织生活与散漫的文人习性的矛盾;有目的的事务性工作与个人艺术创作的协调;宣传、艺术工作与地方势力和团体的关系;集体性、流动性的宣传工作与固定的、日常性的创作之问,的差别等等。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共10种,包括:劫夫、史轮、敏夫等编《战地歌声》(一);丁玲著《一颗末出膛的枪弹》;张可、史轮、醒知等编《杂技》;丁玲著《河内一郎》(三幕剧);西北战地服务团集体创作《西线生活》;劫夫、田间、史轮等编《战地歌声》(二);张可、史轮、醒知等编《杂耍》;田间著《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丁玲著《一年》;史轮等著《白山黑水》。由生活书店总发行)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西战团”此期的创作、生活和工作状况。她除了主持“西战团”的工作外,(丁玲任“西战团”主任之初,心里不愿意,“说不出的懊丧”,“的确我曾写过点文章,但以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我认为是不适宜的。加之我对于这些事不特没有经验,简直没有兴趣,什么演剧唱歌,行行军,开会,弄粮草,弄柴灰,……但是我人就被说服了,拿了大的勇气把责任扔上肩头了”。《成立之前》,《一年》,丁玲著,生活书店1939年版)还编写了《西线生活》,撰写了三幕话剧《河内一郎》和独幕话剧《重逢》,以及,近30篇散文特写(主要收于《一年》,生活书店1939年版),全面展现了她从都市文人转变为肩负具体领导职责,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作家的经历细节。在相当程度上,丁玲这一阶段的经历和体验,也为之后,尤其是延安的创作高峰期奠定了思想、生活和经验的基础。(《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等都有与“西战团”生活的关联和印记,写于1939年9月的《县长家庭》更是直接出现了关于“西战”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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