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巴金的《小狗包弟》与狂犬病的泛滥

鹿野 2018-08-10 浏览:
要控制狂犬病的泛滥,除了保证疫苗的质量之外,更重要的治本之策是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即一方面要尽快把《小狗包弟》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移出语文课本,另一方面要明确把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利放在第一位,改变少数群体“养狗无人敢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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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巴金的《小狗包弟》与狂犬病的泛滥

据新华社8月8日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7日通过官方网站就狂犬病疫苗续种补种有关问题回答公众关切,并表示对接种了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的群众提供续种、补种、跟踪观察等健康服务。

不少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对于狂犬病来说打疫苗是有一个时效期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补种了疫苗也没有用。应该说,这种说法确实有道理。不过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就接近100%。而再好的狂犬病疫苗也不能做到100%有效,就算对90%的群体有效,那么10%的死亡率仍然很惊人。因此,单纯把预防狂犬病的希望寄托在狂犬病疫苗上,恐怕本身就不是完全合适的。

笔者在这里想简单的说一下新中国狂犬病流行的历史,以供大家参考。总体来说,其经历了“四高三低”的状况,有统计的死亡人数如下图:

鹿野:巴金的《小狗包弟》与狂犬病的泛滥
【文心田,于恩庶,徐建国等主编,当代世界人兽共患病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03,第150页】

在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图开始的1949年死亡人数是零,并不是说真的这一年没有人得狂犬病。恰恰相反,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狂犬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非常多的,只不过旧中国根本没有建立相关的统计,所以有登记的死亡人数为零。狂犬病统计是新中国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实行的,1956年时第一次有了比较完整的全国范围内狂犬病死亡人数汇报,当年的死亡人数是一千多人,也就是图中的第一个小高潮。

这种情况引起了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重视。1957年开始,新中国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狂犬病疫苗,第二项措施是大力扑杀流浪狗和咬人的恶犬。全国主要城市普遍组建了“打狗队”。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0年时基本控制了狂犬病,发病人数下降到一百例左右。

但是,组建“打狗队”扑杀流浪狗和咬人恶犬的行为,也引发了社会上一些群体的不满,主要是爱养狗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到60年代初期,各地的“打狗队”大都解散了。于是,狂犬病发病人数迅速回升。到60年代中期,狂犬病的发病人数又形成了第二个小高潮,年发病人数再次回升到一千人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60年代中期很多地方又重建了“打狗队”,开始第二次扑杀流浪狗和咬人恶犬的行为,从而让60年代后期狂犬病第二次得到控制。只不过这一次受控的时间更短,由于遭到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抵制,扑杀恶犬的行为在多数地区只持续了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因此从60年代末开始,狂犬病的发病和死亡人数再度回升,到70年代其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0年代。

不过,狂犬病真正的大爆炸还是在此之后的事儿。在70年代末兴起的“伤痕文学热”当中,作家们普遍把新中国那两次扑杀流浪狗和咬人恶犬的行为称之为“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创造了大量这种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巴金在1980年初完成的《小狗包弟》,它也集中体现了该主题伤痕文学的特点。

该文一开头就强调,小狗包弟是日本种,还被一个瑞典人养过,甚至还有一个洋气的外国名字。因此其非常聪明可爱,也让养了这条狗的巴金感到脸上有光,极为喜欢这条小狗:

【狗来了,是一条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干干净净,而且有一种本领:它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这本领不是我那位朋友训练出来的。它还有一位瑞典旧主人,关于他我毫无所知。他离开上海回国,把小狗送给接受房屋租赁权的人,小狗就归了我的朋友。小狗来的时候有一个外国名字,它的译音是“斯包弟”。我们简化了这个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遗憾的是,附近的小孩们却非常讨厌这条可爱的小狗。最终在60年代中期第二次扑杀恶犬的运动时,巴金没有能够顶住压力把这条小狗送给了医院解剖。这件事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文章当中也用极为沉重的笔调渲染了巴金当时的心情:

【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

应该说,这段话的确写出了某些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失落的心情,因此一发表就立刻引发了震动,被不少人称之为“伤痕文学”当中的第一经典。其作者巴金也得到了高级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拥护,顺利的在第二年高票当选为全国作协主席。

不过,这一段被奉之为经典的言论当中也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周围邻居的小孩们都非常讨厌这条小狗,非要打死它不可?是不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在主人面前越乖巧的狗,在穷苦老百姓面前越凶恶呢?巴金表示这件事让他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那么他会不会原谅周边那些非要打死他家小狗儿的小孩们?他当上作协主席,掌握了很大权力之后,会怎样对待这些普通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小孩子们……虽然文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不妨展开自己的想象。

接下来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在《小狗包弟》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掀起舆论狂潮之后,整个80年代所谓的精英们所养的恶犬都普遍无人敢管。这导致80年代中国的狂犬病死亡人数有了爆炸式的上升,平均每年有记载的死亡人数高达5000人,高峰期则超过7000人。至于每年被宠物咬伤的老百姓,则更是高达数百万人之多:

【1981年起,狂犬病年病死率居24种急性传染病的首位。疫情上升的直接原因是养犬数量增加,缺乏严格的管理。估计目前全国养犬总数已达2亿只。1987年以来,我国狂犬病呈急剧上升趋势,山东省上升4.5倍,黑龙江省上升80%。湖北、福建、贵州、江西、河北、广西等省上升均在20%以上,病死率100%。被疯动物咬伤人数,全国1988年达300万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450万人,估计1990年将达500万人。辽宁省及黑龙江省一年有40--50万人被咬伤,湖北省1987年1只狂犬1次集中咬伤10人以上的事件共23起。疯动物伤人数我国已居世界首位,死亡人数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
耿贯一,流行病学(第二卷)第二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03月第2版,第1063页】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在社会舆论上开始纠偏,《小狗包弟》这种伤痕文学不再被捧的那么高了。各地区随即普遍加强了对于饲养宠物的控制,甚至有些城市再度颁布了禁止饲养宠物狗和扑杀流浪狗的条例,使得狂犬病的发病人数又一次迅速下降。到1999年,中国狂犬病死亡人数下降至343人,不足80年代平均值的1/10。

但是到了新世纪,这种情况再次逆转。一方面,媒体舆论不断的吹捧伤痕文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2004年时巴金的《小狗包弟》被选入高中语文必修课本,要求学生们从中体会所谓“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社会上“养狗无人敢管”的现象也越来越突出,导致狂犬病再度呈现爆发的趋势:

【过去的十多年内形成了又一次高峰,狂犬病发病人数每年据通报在1000至3300例,实际发生的病例数量可能超过此统计数字。
扈荣良主编,狂犬病=Rabies,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12,第10页】

回顾了新中国狂犬病防控的整个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狂犬病的流行和社会舆论带有明显的相关性: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少数群体爱养宠物的嗜好和普通工人农民群众的健康权利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新中国初期主要是把工人农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也导致了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不满,不过的确控制住了狂犬病。现在伤痕文学《小狗包弟》仍然留在高中语文必修课本的事实,证明当前舆论的主流导向其实是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闲情逸致高于工人农民的健康权利的。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狂犬病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因此,要控制狂犬病的泛滥,除了保证疫苗的质量之外,更重要的治本之策是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即一方面要尽快把《小狗包弟》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移出语文课本,另一方面要明确把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利放在第一位,改变少数群体“养狗无人敢管”的现象。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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