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伟大时代的灵魂性人物

陈晋 2018-08-10 浏览:
毛泽东不仅是在那个披沙拣金的悲壮历程中脱颖而出的领袖人物,也是被他所处的时代选择的灵魂性人物。灵魂性人物超越一般政治领袖的地方在于,要有大信仰大担当、大判断大选择,以及非凡的号召力感染力,具有超常的战略眼光,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在大历史中担当领导责任。毛泽东那代人是带着过去惨痛的经历和教训进入新中国的。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这就是毛泽东当时所面临的那个时代,这就使得毛泽东时代的治国理政,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并且有着挥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

陈晋:毛泽东——伟大时代的灵魂性人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28岁的毛泽东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名代表之一。代表们的平均年龄,正好也是28岁。当时全国只有58名党员,在4亿人口的中国,无疑是沧海一粟。但这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硬是像原子裂变般爆发出惊人的能量。经过28年的艰难曲折,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创建了一个新国家。

时代灵魂性人物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灵魂性人物。

1949年,即将担任新中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开头就说:

【“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

然而,毛泽东不仅是在那个披沙拣金的悲壮历程中脱颖而出的领袖人物,也是被他所处的时代选择的灵魂性人物。灵魂性人物超越一般政治领袖的地方在于,要有大信仰大担当、大判断大选择,以及非凡的号召力感染力,具有超常的战略眼光,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在大历史中担当领导责任。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之间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蒙哥马利: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泽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哥马利: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泽东: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人民。最有名的是人们都熟悉的《愚公移山》那篇文章。毛泽东说,古代寓言中那个每天挖山不止的愚公,感动了上帝,上帝就派两个神仙下凡,把挡在愚公家门口的太行山、王屋山背走了。如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也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我们要下决心“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大众作为“上帝”,既是改造世界的主体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唯一群体,所服务的唯一对象。信仰人民大众这个“上帝”的人,当然会把自己的政治原则定位在“为了人民的利益”。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宗旨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此,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喊出的口号是“人民万岁!”

肩负时代使命

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是时代灵魂性人物的历史使命。任何时代的灵魂性人物,都不可能跳出历史条件的限制来做决策。

毛泽东那代人是带着过去惨痛的经历和教训进入新中国的。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这就是毛泽东当时所面临的那个时代,这就使得毛泽东时代的治国理政,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并且有着挥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

新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或者说肩负的历史使命,一是巩固新政权,革新旧国弊。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社会改造让新中国“立”起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得住。二是按既定目标,让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要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构筑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开辟全新航道。三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变长期以来“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四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这四大课题,也是四大任务,环环相扣,相互交织在一起,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建设”。所以,今天的人们把毛泽东时代称为“建设时期”。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时代的全新要求。

那么,在时代提出的使命面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如果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概括,起码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构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制度基础和行政体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是把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我们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形成“一竿子插到底”和“全国一盘棋”的体制。在今天,这样的体制依然适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政治优势,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和前进方向。就像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二是塑造不同于旧中国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明价值取向。比如,移风易俗,反对愚昧迷信;强调社会平等,实现妇女解放;推进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崇艰苦奋斗、劳动光荣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事实上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前提和文化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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