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前,那群中国少年!

申鹏 2018-07-01 浏览:
1922年6月18日早晨,巴黎的西郊的布罗尼森林,阳光洒落在草地上,18个中国少年,每人租了一把铁折椅,排成一个圆圈,他们坐下后,开始讨论建立统一的中共旅欧共产主义组织。这就是“中国少年共产党”(即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自此,中国共产党,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都成立了。在接下来近30年的历史风云中,这些英武、理性、稚嫩、成熟、热血的年轻人,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了自己的信仰和事业中去了,他们许多人,都没有走到最后,有的走了歧路,迷失在历史的沙尘中,有的拼命奋战,倒在了黑暗时刻的血泊中,没有能见到那日出时候的曙光。

1920年五月,27岁的毛泽东去找章士钊借钱。

借两万银元,供那一群”中国少年“去法国勤工俭学。

毛泽东拿着恩师杨昌济的手书去拜见这位北洋大佬,章士钊很看得起这个年轻人,当即号召上海工商界名流筹资,很快筹集到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并且约定——这笔钱资助的年轻人,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不事生产的士大夫,他们必须半工半读,体验劳动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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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前后,中国的优秀青年,几乎都飘洋过海去了法国,“少年中国”的赵世炎、“陈氏双壁”陈乔年、陈延年、周恩来、蔡和森、陈毅、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蔡畅这群日后激荡风云的人物,被时代的洪流驱动着,又驱动着时代的洪流,汇聚在了自由和革命的故乡法兰西。当年年底,年仅16岁的邓小平,也踏上了他的旅欧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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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带着新民学会的同学们上船之前,问毛泽东:“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毛泽东笑着说:“我国内的问题还没有研究好,你们去就好了。”

“七、八个月来,毛泽东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毛泽东做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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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毛泽东送走了旅法少年之后,他特意去拜访了自己心中的偶像陈独秀。然后回到了湖南长沙,当了一师附小的校长。

你没看错,他当了小学校长,还当了两年的小学校长。

在那个年头,省城的小学校长,加上杨昌济的高足,《湘江评论》的主笔、书店老板,他身兼教育家、媒体人、商人,已经是社会名流,可以和军阀督军大佬们谈笑风生了。

毛泽东这个校长当得奇特,他不止教读书,还教实践,一师附小设置了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种菜、养殖,印制信纸、信封、作业本,既增进了对社会生产的了解,又提高了生活能力。他担任小学校长的同时,还搞了个工人夜校,给工人上课、扫盲,普及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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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毛泽东身体力行,与学生一起参加劳动。在毛泽东的大教育观中,学校与家庭、社会是一个整体:“学生出学校入社会,若社会之分子无知识……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枘凿。其结果亦只有两途: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从来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种之结果。从来之隐士,皆后一种之结果。”所以,就如他所说——中国的问题更复杂,所以他开始致力于从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

最重要的是——27岁的毛泽东,已经正式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陈独秀那里,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看到了真理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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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毛泽东还入了党,下面就是他的入党凭证,比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建党时间还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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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这个时候,也是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紧锣密鼓推进建党的时候,,从五四运动开始,他们就激烈讨论着中国的未来,终于,他们也认为,只有以俄为师,只有最广大的布尔什维克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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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先生,是当时真正的精神领袖,他的言论和行动震动天下,激昂人心,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和行动派,身体力行,鼓舞着当时的年轻人去改变世界。他在1920年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表明了陈独秀运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坚定态度。

而李大钊先生,更像是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到了1920年,李大钊先生更是超前地看出了,中国的系统问题本质是经济问题,《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深得马克思经济学的精髓。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了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性。因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提倡要多做实际工作。他说:“道理真实的名词,固然可以做群众运动的共同指针;但若是离开实际行动,口头上的名词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好处?”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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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