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混子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欧阳健 2018-06-21 浏览:
胡适深既受徽商经营之道的熏染,又深谙美国投票选举之奥秘,异常注重全方位的社交,“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学、商、官、洋四界都下了很大功夫。他的“暴得大名”,是权力——资本——媒体三位一体的产物,既不值得艳羡,更不值得炫耀。

学术混子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暴得大名”一词,古已有之。余英时加在胡适头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一节,题“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开头说: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现代学人与学术》第2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余英时还进一步发挥说,梁启超最初是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而成名的;胡适则是“全无凭借”,真是史无前例的天纵英才。但只要将史料稍作梳理,这个神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胡适的大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公众自发奉献的,而是“善假于物”谋干出来的。其所假之物有三:一曰北大,二曰媒体,三曰洋人,加之官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皖籍人士与留美海归的人脉,构成了不可复制的“暴得大名”的轨迹。

学术混子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余英时著《现代学人与学术》

先说北大。荣登中国最高学府,是胡适一生关键的一着。但要跨进北大之门,就得“善假于物”——美国的博士头衔。鲁迅1920年进北京大学,只能以“教一点钟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就是缺了那张“羊皮之纸”。胡适如果坦承未拿到美国博士,绝对成不了北大教授。唐德刚说得好:“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大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仕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个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适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适杂忆》第43-4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学术混子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唐德刚著《胡适杂忆》

世上第一位大学教授,肯定不是大学毕业生;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肯定不是博士出身。怎奈中国还没有新式大学的时候,外国已经有了;中国还没有新式博士的时候,外国也已经有了:那些在外国得到学位的人,便占了便宜。而所得外国学位,又有欧美日本之分,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金字招牌,胡适自然更占了便宜。博士明明不曾到手,还处处投刺自称“博士”,这就是“善假于物”。非怪钱济鄂嘲讽道:“吾真艳羡民初之留学生,赴国外居几天,外情一概不知。回国,即可视为专家,鱼跃龙门,身价百倍。”(《中国文学纵横谈》第171页)

纵然进了北大的门,立住脚跟却大不易。严重的挑战,固在“鸿儒硕彦”的竞争,更在赢得好挑剔学生的认可。1918年2月18日,胡适第一次上西洋哲学史课,开场白是:“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来源不一,有师承旧说;有对于前人学说的反动;有受人攻击产生的,如我写白话诗;有自己的怪僻才性的结果;有受当时的学术限制,所以看得差了;还有是眼光太远,当时不能适用后世却可实行的;也有针对时弊下猛药,只可施手一定的时代。总之,研究哲学史,须要有历史的眼光。”(转引自朱洪:《胡适与北大文友》第3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如今要讲不熟知的西洋哲学史,只好东拉西扯来掩饰。以教学来衡量教授,约可分为几类:一是学问好、口才也好;一是学问好、口才不好;一种是学问不好、口才好;一是学问不好、口才也不好。从胡适开课情形看,可归于学问不好、口才却不错的一类。他的高明处,在以“历史的眼光”吸引学生的眼球。学问有大小,有深浅,有厚薄;在胡适那个时代,又有了新旧。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劝学篇·设学第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怎么又分了新旧?原来,胡适们将擅长的“新方法”标榜为“新学”,那些不会或不屑于“新方法”的,便归到“旧”的营壘了。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回忆他听北大哲学史的情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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