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党宣言》看知青上山下乡对解决城乡二元差距的历史意义

葛元仁 2018-06-04 浏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人大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指示,体现了我们党按照《宣言》要求“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方针。他提出的“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又一次说明,只要农村落后于城市,农村就是“广阔天地”,就能够“大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要“城乡共同发展”,使农村发展的和城市一样。这完全是将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结合《宣言》指出的方向,摧毁旧的传统观念,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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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产党宣言》看知青上山下乡对解决城乡二元差距的历史意义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习近平同志带领政治局集体学习《宣言》。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将“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作为指导今后改革开放的原则。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旗帜的共产主义!

作为一个有43年党龄的老党员,我再次对《宣言》作了认真的学习。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的序言中讲:“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2]

从恩格斯的这段关于“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总书记组织政治局学习《宣言》,我领悟到:只有从“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所确立的“时代政治的和智慧”才能说明历史。在阶级消灭之前,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来“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里讲的“控制”,应该包括经济的和意识形态)。

面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按照《宣言》指出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3]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4]提出了知识青年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工农变为一体,才能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长达28年浴血奋斗,与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才建立了新中国。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英勇奋斗而牺牲。

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国家领导集体,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开启了“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采用了计划经济模式—“全国一盘棋”,集中全国的力量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大问题。在政治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遵照《宣言》“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探索。“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为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下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保证了每个人有工作做,有饭吃,使得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付诸行动。

按照《宣言》关于“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5]的原则,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建立了人民银行管理国家的金融,成立了国有的运输企业。

当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是农业生产的落后,城乡差别很大。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依据《宣言》指出的“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英文版是,‘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6]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在大力“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了国营农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号召、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建立“三线城市”,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力求“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笔者认为《宣言》提出的“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中的“义务”,既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和面临战争的状况,所制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实际上是为了发展农业的一次全国性劳动力大调配,目的就是通过加速发展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实现“四个现代化”,抵御外敌,要求每个城市青年到农业战线去尽“义务”—以尽建设新农村的匹夫之责。并且也是通过这种实践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抵制“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须的一项百年大计。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议题之中的必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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