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公知们最讲政治——俄罗斯公知是怎样解读苏联红色经典的?

鹿野 2018-05-25 浏览:
那些号称“文学要去政治化”的俄罗斯公知与中国专家其实是最讲政治的。他们只不过是不许别人讲社会主义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只允许讲反共的资本精英政治。我们也应该从俄罗斯公知对苏联红色经典的解读当中吸取教训,即只有旗帜鲜明的讲政治,不仅要在教材当中恢复红色经典,而且要对红色经典的解读提出明确规范,防止某些教师胡乱解读,才能够传承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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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公知们最讲政治——俄罗斯公知是怎样解读苏联红色经典的?

2018年5月16日,新华社报道了部分红色经典在新的统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中回归的情况。(《义务教育统编语文教材突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5/17/c_137184948.htm)的确,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央注重传承红色基因。以贺敬之的《回延安》为代表的部分红色经典重返了语文教科书,以周绍义的《暴风骤雨》为代表的另一些红色经典也被列入了语文的推荐书目。

这一切无疑是巨大的进步。笔者也在此前的一些文章中进行了肯定。不过,除了文学作品的选择,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很重要。如果要是某些教师按照公知的话语胡乱解读,一样会出问题。笔者在此就简单谈一下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公知们是怎样胡乱解读苏联红色经典的情况,仅供大家参考。

在这里,笔者主要是以狂热反共著名的右翼自由派阿格诺索夫所编写的在叶利钦时代使用的中学教科书——《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为例介绍一下俄罗斯公知歪曲红色经典的相关情况。因为这本书很早就被译为了中文,而且影响巨大。某些专家宣称其“既肯定了苏联时期一些得到正面评价的作品,又肯定了苏联时期受到批判的一些作家作品,所以是客观公正,没有任何政治偏见的”。

遗憾的是,事实却与这些专家所说的恰恰相反,且不说这些书中对于很大一部分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诸如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等作品都只字不提。即使是作品之中所提到并且肯定的红色经典,编者也进行了胡乱的歪曲,把他们全部都说成是因为体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倾向才取得成功的。

比如说,在20年代描写十月革命当中的文学作品里,该书唯一选取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众所周知,这部小说歌颂了以莱奋生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批判了以密契克为代表的某些知识分子在退化与动摇。鲁迅先生曾经在30年代将其翻译成中文,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将其作为文艺发展的样板:

【“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部教科书却对于这部红色经典的奠基之作给予了截然相反的解读,认为法捷耶夫把这部小说命名为《毁灭》就充分体现了其对于十月革命的反感,认为革命战争只能带来毁灭,不会带来其他的任何东西,其能够取得艺术上的成功也正是因为这种对革命的强烈批判倾向:

【小说的结局也不乏双关的含义。莱奋生依然活着并“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的是从队伍毁灭后他所见到的还很遥远的人中间,从大地上劳作打出粮食的人中间,再召集起一支队伍。“把[这些农民]变成自己亲近的人,就像一个紧跟着一个默默行进的那十八个人一样”,并沿着国内战争的道路引导他们走向新的毁灭,因为在这样的战争中从来不会有胜利者,全部毁灭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法捷耶夫认为莱奋生的这一思想无可争议。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否认法捷耶夫更多的是个艺术家而不是政论家,因为小说题名为《毁灭》而不是《凯旋》。】

这显然是与法捷耶夫的本意相去甚远,如果要是法捷耶夫还活着恐怕也会被再气死一次。但是这种对红色经典的解读却在这部俄罗斯公知编写的语文课本中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几乎成了一种标准化的公式。

比如说,随着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文学界产生了两种红色经典。一种主要是书写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建设小说”,另一种是教育青少年应该怎样生活的“教育小说”。前者最为出名的是马雷什金所写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描写了一批普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自我改造,取得了国家建设与自身发展双丰收的事迹。后者最著名的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作品大家都很熟悉,笔者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这部俄罗斯公知所编写的语文教科书中却宣称,马雷什金这部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不仅是在“用隐蔽的形式展现出了集体化的弊病,谴责了国家官方教条的残酷”,还是在使用影射手法为布哈林鸣不平。甚至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也宣称,这部小说是在揭露苏联当权者的蜕化变质,体现了社会主义给人带来的悲剧。这显然是与作者们的原意完全相反了:

【在悲剧性的1937年,出版了A.马雷什金(1892-1938)的《来自僻壤的人们》。此书通过在假想城市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建立工厂,描写了以前的棺材匠伊万.茹尔金,雇农吉什卡,知识分子奥尔加.济比纳和其他许多俄国人的命运是如何被改变的。大规模的建设不仅给每个人找到了工作、而且使他们充分发挥出创造的潜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是生产的主人,对建设项目的命运负有责任。作家出色地(既运用心理描写,又依靠象征性的细节)传达出人物性格的变化过程。不仅如此,马雷什金虽用隐蔽的形式却展示出了集体化的弊病,遣责了国家官方教条的残酷。而通过一些复杂的形象,如中央报纸的编辑卡拉布赫(他使人联想起到晚年明白了集体化悲剧的布哈林),出身于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家庭、后当上记者的尼古拉.索乌斯京,教条主义者济比纳,使读者看到国内事态的复杂性。其至连侦探小说式的情节(在当时很通行),也没有使这部作品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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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