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新中国文学史对沈从文评价的变迁

鹿野 2018-05-18 浏览:
沈从文诗写的并不太好,比亲历革命的毛泽东主席和陈毅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差甚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作品至少克服了《边城》、《芷江县的熊公馆》等早年作品那样歪曲社会现实等毛病,也应该被视为沈从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部分专家完全忽视这些作品,甚至宣称“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停止文学创作了”。这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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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新中国文学史对沈从文评价的变迁

今年5月10日是沈从文逝世30周年,不少文艺界名人和媒体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他们把沈从文说成是“作家之中的作家”,“超越时代意义的作家”。的确,这几乎成了近年来对于沈从文评价的定论。然而,从历史上看,沈从文并非始终享有如此盛誉。笔者在这里就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上对沈从文评价的变迁简单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新中国初期的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评价

今天部分学者宣称,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文学史之中都刻意回避沈从文的名字。其实恰恰相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每一部文学史当中都讲到了沈从文,只不过这些文学史当中对于沈从文的评价和今天的专家有很大的不同罢了。

新中国最早的文学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当中,讲沈从文的时候主要是对于其艺术手法进行了分析。该书认为沈从文的小说过度强调传奇性,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个空虚浮华的幻想故事,又过度注重散文化手法,导致没有能够塑造出像孔乙己、祥林嫂这种由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因此基本上属于是旧社会说书人的水平,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

【作者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文章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边城》中说:“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他采用的多是当作一种浪漫情调的奇异故事,写法也是幻想的。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像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如《月下小景》、《阿丽思中国游记》),以文字的技巧来传达一个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的故事。……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像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
王瑶著,王瑶全集(第三卷)中国新文学史稿 (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01月第1版,第314页】

这种对沈从文的评价大体上坚持了十年左右。到5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认为单纯从艺术手法角度分析沈从文不够的,分析文学作品的重点应该是分析其思想性。因此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到20年里,文学史当中讲沈从文时主要是分析其思想政治倾向,也就是把沈从文作为反动作家的代表之一进行评析的。

能够代表这一时期对于沈从文评价的著作是1959年出版的复旦大学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中有一节“徐志摩、沈从文、戴望舒作品批判”,主要内容即批判土地革命时期比较活跃的三个反动文艺流派,也就是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沈从文为代表的反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和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而这三个人当中,又以对沈从文的评价最低,批判最为严厉。

这部文学史认为徐志摩早年有个别作品是进步的,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当时的军阀混战,但是到后来越来越转向反动,以致赤裸裸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戴望舒在土地革命时期以《雨巷》为代表的诗歌体现了空虚颓废的反动文艺观,但是到抗战以后转向进步,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较好的作品;沈从文则几乎是从头反动到尾,差不多所有的作品都是粉饰旧中国,丑化劳动人民的。因为这些作品的书写与当时社会现实截然相反,所以可以被称之为“反现实主义小说”。《边城》、《丈夫》就是其中的代表:

【作者有意识地把在长年天灾人祸、地主压迫下的残破雕零的农村,写成丰衣足食、山明水秀的优美田园(如:“黔小景”、“边城”及其他),把过着猪狗生活的劳苦人民,写成是享尽人间温暖、无忧无虑的桃源中的人。作者从本阶级利益出发,尽量掩盖了地主与农民间的尖锐矛盾。他很少写地主,偶尔写之,也是被美化了的,那么温丈尔雅,俨然是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大善人。他笔下的农民也没有反抗的意识,成了没有理想,没有羞耻、麻木不仁的动物。在“丈夫”中作者更其卑劣的把农村妇女出卖肉体的不幸,描写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不但“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而且到后来还会“象城里做太太”一样的“大方自由”。年青的丈夫们则心情舒畅地到船尾后仓,含着烟筒“看河中景致取乐去了”。这种歪曲污蔑受苦难的下层人民的作品,连篇累缤,不—而足。
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07月第1版,第288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对于沈从文的评价虽然是基本否定的,但是比对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批判还是要轻一些。仍以复旦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反动文人的头子胡适”和“周作人为代表的汉奸文学”都是立了专节进行批判,胡适用了八页的篇幅,周作人用了六页的篇幅,而沈从文则是与徐志摩和戴望舒合为一节,只占了一目不足两页的篇幅。同时,这一时期文学史之中对于反动文人的批判加强并不等于他们的生活待遇下降。比如说50年代末起的文学史大大加强了对于周作人的批判,乃至列专节批判,但是随后的1960年1月便把他的工资从每月200元增至400元。包括沈从文本人也正是在50年代末开始更加活跃,一方面出版了《龙凤艺术》等书籍,另一方面还参加了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排演工作并发表了大量旧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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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