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曼丽: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清末西方传教士及其报刊出版活动

程曼丽 2018-05-18 浏览:
在学界有关西方传教士及其出版物属性的讨论中,时常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表述:侵略性与非侵略性;或者是一种并行不悖的说法:一方面,传教士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进入中国的,其扮演的角色就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另一方面,传教士及其新闻出版活动,加速了中国社会近代化步伐,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文化。本文试图超脱传统的二元论或两仪观,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特殊的现象做一番检视与思考。

程曼丽: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清末西方传教士及其报刊出版活动

程曼丽

什么是文化政治?文化政治或者“文化政治学”并非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在20世纪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动下形成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向,旨在通过文化研究实现资本主义批判目标。[1]按照通常的理解,文化政治学的核心在于对身体、空间、种族、性别、文学与艺术等“非常规政治”领域的权力揭示,侧重从作为非常规政治的“文化实践和文化产品”的视角,分析文化在现实政治中的运作。[2]也就是说,文化政治研究者并未将文化现象视为自治的领域和自然的过程,而是将它看作历史的、人为的、交织着权力关系的社会建构过程。文化政治研究这种透过隐含其中的权力关系来考察文化实践活动的方法,为我们思考和重新认识各种文化现象提供了有意的知识图谱。

以此观之,清末西方传教士及其报刊出版活动,就是一种交织着权力关系的社会建构过程。从“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即认同政治的角度看,传教士们对个体身份的认同及个人命运的定向,是与相应的政治理念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权力关系显而易见;而由此决定的“话语政治”(discouse politics),即传教士们的报刊出版活动,则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使上述建构过程“合法化”。汤普森曾经指出:“意识形态,就其试图通过把统治关系宣称为‘合法的’来维护这种关系这一方面而言时,往往采用叙述的形式。故事的讲述为权力掌握者对权力的运用辩护,将这些个体置于既简要概括了过去又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一组故事中。”[3]从中可见,话语政治反映的是权力关系,简言之,话语即权力。而与前述文学、艺术等“非常规政治领域”的文化门类不同,报刊出版,或者说其内容中的很大一部分原本就属于“常规政治领域”,因而可以折射出更多的权力色彩。

那么,西方传教士是如何在中国逐步取得话语权力的呢?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督教进入中国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景教时期(唐朝)、也里可温时期(唐朝至元)、明清时期和19世纪早期(清末)。其中,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传入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而19世纪早期基督教的传入,则伴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所勃兴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的传播。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相遇,注定会产生强烈的撞击与反响。

这种撞击首先在英国伦敦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有关马礼逊来华后的情况,相关资料中有如下记载:

19世纪初的清朝,执行的依然是自雍正时期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传教活动是被严厉禁止的。1805年12月,也就是马礼逊来华前不久,嘉庆皇帝刚刚重申,广东省务必禁止一切传教活动,除了商人以外,一律不准外国人在澳门居留,有内地百姓暗中接应的,应当惩办。这是“整风饬俗之要务”。

因此,马礼逊来到中国后,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曾经有一段时间,受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启发,马礼逊在生活方式上尽可能“本土化”认为这样有助于学习汉语,和中国人更加接近。基于这种想法,他蓄起长辫,穿上长袍马褂,吃饭用筷子,指甲也留得很长。正如米怜所描述的:“马礼逊按照中国方式进餐,和他的中文老师一起吃饭,……然而他发觉和中国人一起进餐并没有提高他的汉语水平,这种吃饭方式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同样的原因促使他最终剪掉了指甲,剪短了头发,将中国服装送给别人,改变了吃饭方式”[4]

对于马礼逊而言,学习中文是危险的行为。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否则将处以极刑。

183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回忆自己汉语学习经历时曾提到马礼逊:“马礼逊博士的一位老师常常带着毒药,这样如果一旦发现有人向官府告发,他就可以自杀以免受折磨——因为当时这样的指控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最严重和最危险的。”[5]而与马礼逊过从甚密的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也谈到,马礼逊刚到广州之时“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老师”。[6]

对于上述困难,马礼逊深有感触。他在致澳门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一封信中写道:“学习中文的首要困难是来自中国语言和文字的特性。其次是要能找到好的老师,有能力教授外国学生用中文和老师对话和能书写中文。第三个困难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疑惧心。你必定很清楚,中国政府是绝对禁止任何中国老师教授外国人中文的。而中国人一部分是出于恐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忌妒心,很少肯同外国人往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完全学会中文,除非有强烈的动机推动或出于好奇、感到有兴趣或出于虔敬,否则这是一桩令人厌烦的事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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