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变工互助运动

贺金林 2018-05-17 浏览:
变工互助运动在各地的广泛兴起,不仅使得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的效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削弱了农村宗族势力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变工互助运动推行过程中,农民们开始体会到了集体劳动所带来的好处,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改变。这些民主管理方式的出现与思想观念的转变,均为解放战争中解放区的建设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抗日根据地的变工互助运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如何在广泛发动农民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同时,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因势利导地加以改造,是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与各边区政府的广泛发动下,变工互助运动在抗日根据地迅速兴起。各地普遍开展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多种类型的变工互助组织应运而生。

本文旨在对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变工互助运动究竟如何兴起,其组织形式经历了哪些演变,最终又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等问题作出一些探讨。

一、变工互助运动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兴起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农业生产是一个季节性非常强的行业,因此每当农忙时节到来,农民之间的变工互助成为尽快完成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

一般说来,变工是由两户或两户以上的农民相互调剂使用劳力、畜力与农具,以满足各自农业生产上临时需要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在各地称谓不同,有的称“变工”“换工”,也有的称“搭工”“拨工”“兑工”等。

变工之形式主要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综观历史上中国农村变工互助的基本情况,其在内容与形式上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主要集中在贫农与中农阶层,富农与地主很少参与。二是主要在农忙季节进行,且由于参与的人数较少,导致组织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三是主要集中在本家族与亲戚之间。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传统变工是农民为农时生产所迫而采取的一种救济互助之策。正如毛泽东所言:“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共领导开展变工互助事业,最早可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那时的中央苏区就曾对如何将传统变工互助的这种应时之举,改造成为一种具有较高生产效能的组织形式,做过有益的尝试。

1931 年夏,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在农民自发组织的耕田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互助社。1933 年春,江西省瑞金县还出现了耕牛合作社。

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曾先后颁布了《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与《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为中央苏区变工互助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令上的保障,有力推动了苏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全面抗战的到来,变工互助运动首先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兴起。变工队是最初的形式,只是它与传统变工相比,不仅其组织规模日渐扩大,而且形态也更为多样化,主要有劳动互助组、妇女学习组与义务耕田队等,其中尤以劳动互助组最为典型。

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对延安等 20个县的变工队进行的统计显示,截止到 1938年 11月,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已达 181640余名,占整个边区全劳动力与半劳动力总人数的 30%以上。

其中尤其是妇女学习组的出现,开始打破“妇女不下地”的传统习俗,约 3.9万多名妇女开始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对农村生产力的一大解放。而由义务耕田队组织的对抗日军人家属(简称“抗属”)家庭的代耕工作,也使得这些家庭粮食增产较为明显,不再像以往那样在青黄不接之时遭受严重困难。

其他抗日根据地 1943年以前的变工互助运动多处于起步阶段。究其原因是这些抗日根据地多位于敌后,受日伪的破坏相当严重,因而工作重心主要放在抗击日伪军上面,农业生产经常受到影响。

如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3年之前只是在行政命令下,组织“代耕团”与“互助队”之类为抗属提供义务助耕,而在组织妇女、青年与儿童集体开荒,以及组织军民合作修理河滩等方面,变工互助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

晋绥抗日根据地在组织代耕的过程中,少数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由于代耕属于义务性质,政府方面没有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去组织代耕,结果是代耕人不了解优待抗属的意义而不愿从事代耕。

即便是代耕人勉强给抗属代耕,也是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甚至有地方还出现了谩骂抗属、锄苗留草与撒籽不盖土等现象,引起代耕人与受代耕者之间的不快及纠纷,最后使得抗属对代耕也失去了兴趣。

从 1943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开始重视变工互助运动的开展。此年 4月 8日,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在《发展劳动互助》的社论中,就要求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在自愿条件下,组织三家以上的劳动互助小组,并约定比较长期的互助,以改善自流变工和雇工中的一些狭隘现象”。

同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也发布了《关于目前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 1944年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运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特别规定,从边区政府到每个村庄都要建立由党、政、军、民负责人和劳动模范组成的生产委员会,作为发动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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