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我的外交生涯

熊向晖 2018-05-11 浏览:
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总理知道后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

1963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总理说:去年你提出3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3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把文章做绝?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

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了,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三)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周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将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信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尼克松访华8天的租金估计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做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电视、通信设施。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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