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师毛泽东让延安变成了繁荣之都

曹征路 2018-03-05 浏览:
1943年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全部达到自给。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公营工厂82个,合作工厂200多个,公营工业职工达万人,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某些军火。农业得到了大发展,1943年有80%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粮食产量为181万石,除总消费量162石,可余22万石,棉花生产自给率达50%。这样,历来缺衣少食的边区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

毛泽东在会上说,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并在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中提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

料峭春寒青黄不接,真正严峻的局面即将来临。

尽管都明白统一战线的脆弱,但当时党内高层仍然心存侥幸,重军事而轻经济,都想依赖外援,没有立足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毛泽东说,当时“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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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意味着国民党政府的军费拨款指望不上,要靠自己艰苦奋斗。

西安事变前,中共一直依靠打土豪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济才勉强解决了给养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就应允替代张学良、杨虎城接济红军。1937年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

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八路军月发30万元,另有零星补贴,用于制作军衣购买医药。新四军月发11万元,另发临战费2.2万元,一共月发经费13.2万元,可是这些钱连伙食费都不够。

到了1939年由于人员增加和物价飞涨,这点费用越来越不够用了。到了1939年12月,人均经费八路军仅0.67元,新四军为2.7元。

当时陕甘宁边区军委直属部队(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约3000人,留守兵团约15000人,这些人的开销都由军委供给部直接供应,但整个供给部砸锅卖铁也没有多少钱。

驻定边县的30军死了一个连长,要几块钱买副棺材都拿不出来。部队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天只有1斤小米或杂粮,要靠挖野菜充饥,一年当中最多能吃一两次肉。

1937年11月,八总规定的各级人员津贴是:总部首长5.5元,师级首长5.0元,旅级干部4.5元,团级干部4.0元,营级干部3.5元,连级干部3.0元,排级干部,2.5元,文书军需员级人员2.0元,班长级人员1.5元,战士1.0元。

毛泽东等中央主要干部也都是总部首长的津贴标准,困难是摆在那儿的,他风趣地说,怎么办?要么饿死,要么解散。

当时还真有高级干部解散回家的。除了徐海东部的团长张绍东,还有一个就是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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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间,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到全师一个月的军费6万元,返回途中自己拿了3万不辞而别。

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革命了,可谓战功卓著。长征后还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抗大第二分校教育长。关于他出走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条件下,党内高层对统一战线的争论影响到了一批高级干部。

周昆到武汉开参谋长联席会议,看到两军待遇的天壤之别,国民党军官挥金如土花天酒地,想到自己出生入死只能拿4元钱津贴,理想信念瞬间崩塌。

朱德、彭德怀、左权都曾经批评过他的危险想法,指出,现在虽然叫八路军但别忘记自己是红军。然而红军时的他可以忍受一角钱,八路军时的他不能忍受四元钱,因为精气神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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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的深刻背景是: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态势,但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

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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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左3)参与日本主办的大东亚会议领袖合照。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

国民党方面还大登张国焘的文章,广播张君劢的文章,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利用二张攻击共产党。与此同时,各地磨擦事件增加。

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号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

1939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军事蚕食、经济封锁,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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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军队经费支出,压得供给部喘不过气来,最后被迫“清家底卖破烂”应付急用。有一度供给部值点钱的只有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能用的大车,把它们统统卖掉,得现款数百元,解决了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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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学者、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