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曹征路 2018-03-01 浏览:
张国焘的出走叛变给党内带来的震动,使毛泽东意识到权力欲望对人的腐蚀作用是何等巨大,大到足以背叛一切不顾一切。就在张国焘被宣布开除出党后不久,一天毛泽东去抗大上课,学校派了四个同志到门口迎接,毛泽东勃然大怒,发火道:“你们只派了四个人来欢迎我,你们应该派四个团来。”接着他历数官僚作风官场习气的危害,痛批延安已经出现的不良苗头,吓得几个干部不知所措。所以谢觉哉说,“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福斯特·斯诺在记下的第一笔西北印象。

地处黄河中游的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片贫瘠的土地。

相传人类始祖轩辕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胼手胝足繁衍后代,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200公里外的黄河壶口瀑布水流湍急,声震河谷,惊心动魄。

而真正使延安声名远播人气旺盛的原因,是共产党来到了这里,成为青年人向往的革命圣地。

“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斯诺夫妇先后对延安的采访报道和广泛传播也是重要原因,很多人就是看到《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奔赴延安的。

80年前,大批爱国青年从海内外各地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据统计,前后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总人数在3万人左右。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700多里山路上,每天都有步行前往的热血青年。

“七七事变”后,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报效祖国,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却没有得到回应。

有一位叫白刃的菲律宾华侨青年到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冷冷清清,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说没有担保就不能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

在杭州出生的华君武23岁时正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做小职员,他以前曾听到过或从报刊上看到过不少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他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1938年夏天,华君武瞒着母亲,投奔延安。

“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据统计,这些青年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占70%,有少部分大学生,还有个别硕士、博士生。从地域上看,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有,还有不少侨胞。从家庭出身看,知识分子家庭的占80%以上,中等收入的也占80%以上。

一般来说在战乱年代,家境较好的家庭是不愿意其子女跑到偏远落后的地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

叛离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叛离那个阶级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延安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投身革命,现代性对人的精神吸引是个重要原因。

斯诺夫妇皖南事变后被吊销了在中国的记者证,1950年又被吊销了美国的记者证。当时的美国新闻官谢伟斯说,“《西行漫记》掀开了世界帷幕的一角,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而他们采访并记录的这批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正是未来中国的领袖。

“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白求恩大夫也是看到了《西行漫记》于1938年来中国的,他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有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逝世。12月21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篇章《纪念白求恩》:

“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人的精神品格与正在进行的事业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的思考。他提出的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是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观问题。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追求应该是什么?他与国民党员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共产党得到了暂时安定修整,可也发生不少锥心之事。

一件是黄克功案件给军队带来的伤痛,一个经过长征存活下来的红军干部必须枪毙,使毛泽东痛心疾首: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

“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其次是张国焘的出走叛变给党内带来的震动,使毛泽东意识到权力欲望对人的腐蚀作用是何等巨大,大到足以背叛一切不顾一切。

就在张国焘被宣布开除出党后不久,一天毛泽东去抗大上课,学校派了四个同志到门口迎接,毛泽东勃然大怒,发火道:“你们只派了四个人来欢迎我,你们应该派四个团来。”接着他历数官僚作风官场习气的危害,痛批延安已经出现的不良苗头,吓得几个干部不知所措。所以谢觉哉说,“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正是对这样一些基本价值观问题思考,毛泽东思想在1939年有了新的升华。

此时他已经不再将抗日看作一个军事问题,比如在给陕北公学学员讲课时说,“中国不可能亡。城市亡了农村没亡,白天亡了夜晚没亡,大路亡了小路没亡。”而在两年前,就抗日前途问题毛泽东回答海伦时还在说,“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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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学者、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