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用“一穷二白”来描述民国是抹黑?

孙锡良 2018-02-27 浏览:
本文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说明旧社会有多落后,而只是想告诉各位,某些洋奴公知极力丑化新中国的动作实在太多太阴,尤其是抹黑毛泽东和抹黑共产党历史方面的文章几乎从不会标注历史资料出处,读起来感觉“相当真实”的文章,你却很难在文中看到引用内容的原著。写历史文章,不引原著,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不敢标明原著,因为有篡改和编造;二是根本没有原著,全凭自己想象、百度介绍或网络文章做个大综合。

新中国用“一穷二白”来描述民国是抹黑?

最近,有位朋友质疑某篇国粉文章,然后跟我聊了下该文,文章讲中华民国时代的工业制造能力很强,不比新中国前三十年差多少。文章的结论:新中国小学课本用“一穷二白”来描述中华民国有抹黑之嫌。

先且不谈新旧中国工业制造能力的距离,就拿作者选这个词来较劲历史我就很不感冒,一穷二白,也就是个粗象描述,意在呈现当时的落后面貌,这并不等于讲中华民国的工业是一无所有,故意把两个词的不同含义混淆理解,心机已显不纯。

下面,我想简单对中华民国重要时代的工业状况做粗略摘引,希望对大家理解新旧中国的差距有所帮助。

1927年之前,虽然民国已立,但军阀混战,加上列强在中国的掠夺,中国工农业生产举步维艰。这时期的落后应该讲不能怪罪国民党政权,因为国民党并不能真正主导中国,名为中华民国,实为国中有国。

1927年以后,国民党已经能主体性掌控中国,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的能力表现决定了旧中国各方面的发展进程,是功是过,都应当记在国民政府的头上。

1928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缔结《关税条约》,中国的关税主导权仍然掌握在英国和美国手上。至1944年,中国海关的税务司长竟然还是由美国人来担任,主权何在?之前的这一职务都由英国人担任。(摘自《中国近代工业史》第149页)

为了主导中国贸易和中国工业商品的流通,美国和英国都采用外汇操纵支配中国金融,进而影响中国工业投资,它们在中国都能独立发行兑换券,独立经理外债,保管中国关税、盐税等特权。1934年,美国通过主导中国白银收购价至使中国白银巨量流失到美国,而1935年,国民政府经济危机,又高价回购白银,这一倒腾,让中国民营金融业大量破产,让中国工商企业大量破产,1935年的工厂数甚至只有1928年的40%左右,大量民族工厂转改为美国和日本投资参股。至1937年,美国完全取代日本在工业投资中的地位,七成以上原日、德投资领域转到美国手上,原由英国控制的铁路投资权几乎都转移到美国手上。至1945年,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有近50%依赖美国贷款或美国工业商品销售的所谓“赠与”,其实是“援助”转工业投资,以实现更全面的工业控制。(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第155页;《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第48页)

中华民国工业本就薄弱,抗战后,更加陷入到冰窟,1940年,沪、浙、苏三地本有几千家工厂,因为战火,成功外迁工厂总计只有448家,工人12600余人,其余工厂大部分均无法正常运转或时停时开。因运输困难和敌人的轰炸,内迁设备遭受重大损耗。内迁厂254家转至四川,121家转入湖南,27家转入陕西,23家转入广西,其它各省有23家。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7-88页)

中国大陆,在“二战”结束前仍有三省没有现代工厂,分别是西康、青海和宁夏。(寿进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问题》,第49页)

在抗战之前,陕、川(含重庆)、湘、甘、滇、黔、桂七省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数量的6.02%,只占资本数量的4.21%,因为工厂内迁,至1944年底,上述七省工厂数已经占全国的88.63%,实际资本占全国的93.52%,工人数占全国的85.61%。特别是四川(包含重庆)成为最重要的国民党经济中心,占后方工业数的45.24%。(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02页)

到1945年抗日结束,中华民国主要统治区的工厂总数为5266个(包括十人以上的工场,东北三省、内蒙及河北部分工厂不在国民政府统计内)。工业主要分布为:化学工业占31.16%,纺织业占16.58%,冶炼业占15.54%,机器制造业占12.25%,电器工业占7.91%,饮食业6.34%,其它行业主要为服饰、印刷、五金和文具。上述工厂中,私营工厂占总数的90.47%。(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01页)

1945年,抗战结束后,国统区工业不但未有明显好转,而且继续呈现衰落局面,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国民政府搞统购统销,制约了工业活力;二是国民政府因内战需要搞捐税政策,压制了工业发展能力;三是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使工业受到沉重打击,至1948中期达到顶峰。

根据上海的批发价指数,1948年的物价是1937年物价指数的三百万倍。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不愿意给工业投资放款,完全倾向于投机和囤积居奇。通货膨胀已经让法币失去了流通价值,8月19日不得不提出金圆券改革,一元金圆券兑三百万法币,四元金圆券兑一美元。然而,国民政府并未下决心采取有效改革,新币的发行很快又开始泛滥,至1949年4月,一千万金圆券才能兑换一美元,中国政府的经济崩溃正如其军事上的崩溃一样,有关工业的全部计划都已停止。(摘自1949年10月美国务院出版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436-438页)

国统区的农村土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抗战末期,土地兼并和地权集中度越来越高。以四川为例,1940年,79.01%的土地集中在8.6%的地主手上,至抗战末,85%的土地集中在7%的地主手上,至解放前,9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1.1%的地主手上。从解放前的农产品产量计,以四川和湖南平均数为例,籼稻每亩265斤,甘蔗每亩1400斤,棉花每亩28斤,小麦每亩136斤,高粱每亩168斤,大豆每亩150斤。农产品产量比1936年低10%,比1900年低5%。(郭汉民等,《四川租佃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2-19页;湖南省志稿《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湖南农业》,第4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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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
中南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