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先:对“信阳事件”的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

孙经先 2018-02-05 浏览:
“信阳事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人们对它必须全面地加以研究。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看到“信阳事件”中某些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一些地区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许多干部对信阳地委所犯错误的抵制,必须看到这些干部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居民以各种方式为解决缺粮问题并度过灾荒所做出的各种努力,还必须看到信阳地委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也及时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紧急措施为百姓解决缺粮问题,同时还必须看到“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现象的不平衡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信阳事件”的真实情况作出较为准确全面的判断。

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长期以来真相扑朔迷离,许多错误说法广泛流传,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通过对这一事件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分析可以得出:

其一,“信阳事件”的两个直接原因是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及信阳地委高估产高征购且错误发动“反瞒产私分”斗争引起的。

其二,通过中央分别在1960年8月前、1960年9月后及对“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三次调查可以澄清长期以来关于“信阳事件”死亡人数的各种夸大不实之辞。

其三,在整个“信阳事件”发生期间,信阳地方党员干部以各种方式为群众解决缺粮治病问题。

其四,得知“信阳事件”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及时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及补救措施,迅速在短期内扭转了不利形势,使“信阳事件”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信阳事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必须对其加以全面研究,才能对“信阳事件”的真实情况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孙经先:对“信阳事件”的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

一、“信阳事件”发生的两个直接原因

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这一事件的真相长期以来扑朔迷离,许多错误说法广泛流传。我们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对这一事件也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信阳事件”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有两个。

1.百年不遇的大旱灾

据《驻马店地区志》记载:1959年“6月上旬至9月下旬,全区百日无雨,农村大部分地区严重干旱。各县全力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抗旱抢种保苗运动。”“夏季严重干旱导致秋粮大幅度减产”。(驻马店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驻马店地区志》(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399页。以下引用此书时简称《驻马店地区志》。)三年困难时期驻马店专区属于信阳专区,1964年分出。引文中的“全区”指信阳专区,下同。

原信阳专区专员张书藩说:“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1998年第6期。)本文所引用的张书藩的话均见此文。张书藩的秘书余德鸿说:

1959年“夏秋间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降透墒雨,秋后继续干旱,全年缺水率达49%左右,不少沟河断流,塘堰干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无墒播种或未能适时播种,已种者有三分之一的绝收,三分之一的严重减产,三分之一的收成较好。”(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原载《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版。)

本文所引用的余德鸿的话均见此文。这些都说明了信阳专区在这一期间遭受到百年不遇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这是“信阳事件”发生的重要客观原因。

2.信阳地委高估产导致高征购,并且执行河南省委指示,错误发动“反瞒产私分”斗争

据统计,1959年信阳专区秋粮实际产量为10.035亿公斤,但是信阳地委高估产为32.085亿公斤。按上述产量全区安排征购秋粮5.2亿公斤,相当于实产的50%。(中共信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信阳事件”始末》,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该文以下简称《“信阳事件”始末》。)在粮食征购计划难以完成的情况下,信阳地委又坚决执行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指示,在全区范围内错误地发动了“反私分瞒产”斗争。(张向持:《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线装书局2015年版,第53页。)

关于高估产,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发出的致全国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领导干部的《党内通讯》中明确要求: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但是信阳地委严重违背了毛主席上述重要指示的精神,在大灾之年依然高估产。最终由于高估产导致了高征购。

“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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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先
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