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汪精卫能洗白吗?——评李志毓的奇文

长河红阳 2018-01-12 浏览:
值得汪精卫“拼上性命”的,就是“为了政治路线和最高领导权”。其余的所谓“反共”,何足道哉!这就是汪精卫卖国的绝对主因!把反共原因拉进汪精卫的叛国、卖国动机里,实际上就是为汪精卫洗地,把他卖国求荣的劣迹擦洗地淡一点,再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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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汪精卫能洗白吗?——评李志毓的奇文 

汪精卫死了,历史耻辱桩上标名挂号——大汉奸。这就叫做盖棺定论。不过,有文章疑似洗地,所以,拿来请诸位围观。文章题目——《汪精卫的精神结构》,作者李志毓[①]。 

洗地先从小处做

当然,作为洗地的抹布,这文章还是要把自己打扮的干净又干净免除自己洗地的嫌疑,所以它并不否认汪精卫集团是个汉奸集团:

【1940年3月31日,主持对日“和谈”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任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中国近代史上最具规模的汉奸集团粉墨登场。】

不过接下来的话可就不对头了,你看它说:

【在这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中,若论才行风格,其实不乏当代佼佼之士。李宗仁曾经说:“汪兆铭仪表堂堂,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而早年在银锭桥边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和狱中几首慷慨决绝的“被逮口占”,更使汪精卫成为无数革命青年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

看——汪精卫固然汉奸,但是个人魅力很有啊,而且早年还有荆轲刺秦式的慷慨壮义的热血举动,还曾是“模范青年”——“无数革命青年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么!李宗仁这个红色中国里的民主人士也是肯定过的嘛,成天到晚地汉奸啊汉奸,你们好意思么?

李宗仁是不是真的这样赞许过汪精卫,这位写文章的李先生并没有给出出处,不过,假设这是真的,那也仅是汪精卫给李宗仁这个在民国期间势跨政界、军界的大佬的印象。对这样的大佬,汪精卫当然会小心应对礼数周全。但是,这位汪兆铭先生对引车贩浆之流,对贩夫走卒等底层民众是否也有礼数周全彬彬有礼地应对,那就没证据了不是?真正的个人魅力应该是对官绅显达与底层民众都一个样。是否汪兆铭先生也能在田埂地头和老农拉家常?在土炕晒场和村民谈天说地?如果能,那么,这个人的个人魅力是无可挑剔的!如果不能,那就是官场上常见的虚伪客套,伪君子做派!但不知这位写文的李志毓先生笔下的汪精卫“副总裁”有这样的愿意与底层民众倾心交流的个人魅力没有?我很怀疑,面对底层民众,汪副总裁是不是另一幅青面獠牙嘴脸。

况且,根据网路上最常查找的“百度之”所讲,汪精卫被抓进满清的监狱,乃是因为他“谋刺”满清大官消息走漏了。这个“谋刺”走露消息被抓,与在刺杀现场被抓,壮烈勇武的名声就差了太远太远了!换言之,真的要刺杀满清大官,汪精卫会不会出手两可之间。用这个故事给汪精卫的血加热升温是不靠谱的,所谓“无数革命青年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也是欺人之谈。

接着看文章为陈公博的洗地,文字更多,为说明问题不得不全文征引:

【不止汪精卫,1928年曾在上海主编《革命评论》,创办大陆大学的陈公博,也算得上一时的风流人物。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在谈及早年受到陈公博的影响时说:“我还是要感谢陈公博的。我当时信仰他,他的话,他的思想,我最能接受。”陈公博出身于一个卸任的广西提督家庭,自幼喜读各种武侠志怪小说,九岁时家中还专门为他请了拳师教习棍棒拳脚。陈公博曾说自己“好侠仗义,慕朱家郭解为人”。观其在1930年扩大会议失败后,坚决跟随汪精卫“共甘苦”,并写下“险阻艰辛不肯辞,轻生重诺寸心知,拼将肝胆酬朋友,珍重东城判袂时”的诗句,可证其确为一性情中人。待其以“汉奸罪”下狱之后,既不上诉,行刑之时亦能泰然从容,也算差强人意,可见内心仍有所安顿,并非一贪生怕死之徒。】

李先生又说了,陈公博固然汉奸,可是当代颇受尊崇的大学者何兹全也受过他的教诲,这位何先生也是感激的(倒不知这个出处在哪里?)。而且,因为家庭教育还颇有侠客之风,哪怕跟着汪精卫结伙干坏事也是凭一股“侠风”,一枚“义胆”。被判决死刑也没哭没闹,也无怯懦嘴脸,个人魅力相当可以啊,乃们后学无知者,不要成天的汉奸啊汉奸的乱叫,知道不?

看,这就是洗地,而且还是很高明的洗地术!避重就轻,绝口不谈汉奸们的罪恶勾当,反而发掘出汉奸们的“闪光点”——人家并非面目可憎的食人怪兽,别汉奸汉奸的乱叫!

按着这个逻辑,恶贯满盈的罪犯死不悔改,是否也成了英雄?这个“三观”地道么?

关于汉奸们的文章,无论怎样写都不能绕开他们的罪恶!汉奸们在世上留名,就是因为他们叛国、卖国!写文章只能从这个方面下笔!只能写这个方面!不从这个方面下笔,绕开他们的作恶挖掘“闪光点”,居心叵测!知道不,李先生?

汉奸也当有嘉评?

如上的洗地文字算是全文的一个立足点,或者说是为翻案而攻击客观认识的一个滩头阵地,接下来,这文章就要对汉奸们身背的骂名做翻案了:

【怎样理解这些在宦海中沉浮的人,是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时至今日,我们并未能在各种相互冲突的感情和理论中妥善安置这些有善始而无善终的人。在这里,卖国求荣的解释是不充分的。】(着重标识为笔者所加)

在这段话里,写文章的李先生用了两段语句做定语为卖国贼做了新的诠释与定义:

【这些在宦海中沉浮的人……有善始而无善终的人】

红阳谨案:不就是个汉奸么!你就是把“辫子”说成是“三股来回绕”那也是一根辫子!你要把汪精卫们解释成什么样的“英雄”???

下了这样让人称奇的定语的同时,李先生俨然以权威的口吻说了让人吃惊的情形:对汪精卫的认识,居然有“各种相互冲突的感情”——似乎恨他的人固然多,爱他的人也不少。那么,作为后学无知者,如果相信了这个话,会不会有这样的糊涂认识:正面认识汪精卫的情感也许由来有自,那么,正统的、视汪精卫是汉奸的认识可能有误?李先生还讲:汪精卫们还有各种“理论”框架可以“妥善安置”却“未能妥善安置”,言下之意——说汪精卫们“卖国求荣”就不是公道定义、妥善的安置?! 汪精卫这路国贼的坟穴前应该有一块不同以往的墓碑,其上文字应该选择合适的“理论”做新的诠释重写铭文。在这个“理论”中,汪精卫是可以被诠释成一个至少不那么无耻的政治人物的——就好像某宝的网购劣质衣衫在模特身上居然也能穿出高大上的感觉一样。那就是说,现在的人们,对此“理论”研究绝对不够,因为汪精卫叛国的动机还有卖国求荣之外的内容!

看,这样的言语里,似乎引人遐想:难道,汪精卫叛国的动机还有善的成分?

是的,这位写文的李先生的确有这意思,你看他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在这里,卖国求荣的解释是不充分的”。

嗯,卖国、虐民的国贼应该用新的感情立场去看待,更应该用新的“理论”来诠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卖国求荣在作祟啊!还有别的动机(也许还是善的动机?)让他做了卖国的勾当。那么是什么动机呢?且看下文——

因为关怀民生,所以做汉奸?

汉奸们的卖国勾当的确不全是卖国求荣,这个我同意。比如川岛芳子,她出卖祖国的动机里更多的是对共和体制下的中国的敌视与仇视:满清被主张共和的革命者们推翻,用共和体制取代了她大清的家天下,她就是要报复!这就是川岛芳子的卖国的动机。但是,是否就因为汪精卫们卖国的动机里不仅仅有卖国求荣的成分,就该为国贼张目翻案了?而这些被李志毓先生揭示出的其他动机是否就是“善”?是否真就可以用来为汪精卫洗地?我们接下来看李志毓先生怎么说:

【陈公博在他的“自白书”中说,当年汪精卫曾对他说,“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汪精卫反对抗战,主持和谈,打出的是保护民生、保存元气的旗号对“民生”的重视,也是汪精卫1932-1937年主持行政院期间一个显著的执政特点。他一贯认为,民生的充实,国力的振兴,是解除国难的唯一途径。】

这段话里的所谓“民生”、“元气”就是指经济。“保护民生”、“保存元气”“民生的充实”,就是发展经济。单看这些语句和字眼,光明正大的很呐!汪精卫叛国、卖国的动机居然还这么光闪夺目,难道世人冤枉了这个汪兆铭,世上只有李志毓先生这个独具慧眼的高人发掘出了汪精卫那不为人知、让人泣泪的“卖国、叛国”的隐衷???

是与不是,那要看汪精卫的主张在当时是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汪精卫打这些旗号的1930年代,可能不可能呢?

当然不可能。

所谓“保护民生”、“民生的充实”,极有必要发展民族工业。但是作为一个后发的落后国家来讲,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有必要施行关税自主以保护民族工业,对外国有竞争的商品征收高比率的关税做“篱笆”,阻隔外国商品对本国商品的冲击;而且,对恶意倾销打击本国工业品的外来商品更要征收超高的惩罚性关税,保护民族工业生产出的商品在国内行销无阻。但是,从1842年开始,中国的关税就不能自主了,关税应由中国与外国“协定”。当时确定的税率是“百值抽五”——5%,事实上实行的是3%-4%的极低税率。这样的关税税率根本不能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就这样恶劣的发展环境,以民族工商业为本的中国“民生”怎么保护?“民生”怎么充实?

美国的工业发展,就是靠着高额的关税保护才得以实现的,1820年-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20%猛增到73%。美国用“高筑墙”——高关税的法子保护自己的工业。等到美国成为头号工业大国之后,有了向国外进行经济扩张的实力,具备了用本国工业品冲击他国工业品市场的能力之后,才在一战前把这个关税税率下调到44%。但是,就是这样,也要比中国的关税税率高出至少五倍!以当时中国的关税税率不能自主的情况看,中国根本无法用关税自主这个有力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不受外来工业品的冲击。汪精卫的“民生”主张在那种形势下,根本做不到!

更而且,因为极低的关税税率,还影响到了中国偿付外债的能力,不得已,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才恩准中国适当提高关税税率。这算是养猪杀猪的道理。

中国的所谓“外债”,绝大部分是满清时候若干不平等条约强加的战争赔款的加总。这些中国背负的巨额的所谓外债,一样能使中国发展经济绝无可能。而这巨额的外债中,如“庚子赔款”那样的战败赔偿占了大头。这个“庚子赔款”规定:

【清政府赔款各国(共11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约9.82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担保。】

事实上包括这个“庚子赔款”在内的中国主要外债都指定由关税赔偿。可是,以当时中国3%-4%的超低关税税率来看,根本不可能还得起“庚子赔款”为代表的若干“外债”,所以先是在1921-1922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决定召开关税会议商讨此事,于1925年在北京草拟了一个“七级附加税方案”。因为北伐战争,这个方案未能实行;北伐之后,1927年蒋记民国在南京成立,英、法、美等西方11国与蒋记国政府订立关税新约,按着北京会议的税率标准制订了一个5.5%-27.5%的七级税则,在1929年施行。但是因为日本的反对,对日货为主的项目未能施行。1933年蒋记民国虽然在法律上获得了关税自主权,但是从1928年到1935年,日本反反复复在关税税率谈判中作梗反对,事实上蒋记民国就从未在关税自主上获得自主权!

一个没有关税自主权的国家何谈保护自己后发的工业健康发展?!汪精卫的“民生”主张就是纸上画饼!对于关税自主权,当时的蒋记民国是根本没有的!汪精卫会不知道?没有关税自主权的国家不可能用关税这一有力武器保护本国的工业,这个常识汪精卫不知道么?那样的国情加上那样的常识,任何人都能知道汪精卫的“民生”口号就是糊弄人!什么“保护民生”、“保存元气”“民生的充实”,这实际上是在把“民生”二字当作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当作是蛊惑人心拉拢人心的幌子!汪精卫可不傻!用什么“民生”的口号给汪精卫洗地,是智商不够用呢,还是心术不正?!这位李志毓先生的学问做的可是很不咋滴!

没有完全、真正关税自主权的蒋记民国,不单不能保护中国民族工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偿还“外债”也格外艰难:1931-1932年度全国财政收入的21.29%要用于偿还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外债;直到1936-1937年度,全国财政收入的13.03%还在用于偿还这路外债!单就这些“外债”数额之巨大,完全能把中国人每年创造的增殖财富“一键清零”!

其他的不利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还有进出口贸易被外国洋行全面把持垄断,造成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逆差;外资凭借洋枪洋炮形成的超然于中国之上的地位,在房地产、银行、保险、贸易、铁路、船运、航空、电力、冶铁及铁矿等行业占绝对垄断地位。汪精卫所谓的“民生”就是缘木求鱼!

解决“民生”问题,除了用枪杆子把洋人打出去,把所谓外债一笔勾销,没有其他法子可寻;要想关税多高中国人说了算,洋人可以在什么行业注资,注资多少中国人说了算,没别的办法,只有枪杆子管用。可是,汪精卫干么?敢么?整个蒋记民国,哪个敢???汪精卫不敢,不敢招惹洋人,甚至要做洋人的傀儡——这是要解决“民生”?尽管“民生”喊得震天响,其实只是争权夺利的权术和诈术!为这个权术和诈术洗地,无知耶?无耻乎?

这还仅仅是抗战之前的光景。抗战时期,汪精卫变节投降组建伪政权的后,这个“民生”云云,更加不可能!日本在东北、华北、华中成立三个伪政权,他们“主权”各自独立,但是在日寇的控制下,被日寇从经济上掠夺却是同一的。受日寇“经济统制”的管束也是一样的。在这三个伪政权的属地内,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基本上是停滞的。日寇在工业原材料、燃料、生产器材/设备上对华资企业施行配给制,而不是由华资企业根据生产销售自由采购,所有残存的华资企业经营举步维艰。而且,还因为从北到南的这三个伪政权被日寇有意无意地彼此隔绝,商品的流通大成问题。交通工具方面,铁路、水航船只绝大部分被日寇征用,造成商品运销不畅。这样的恶劣生存环境,根本不可能发展什么“民生”!沦陷区内在日寇的管制下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日渐艰难。

到1943年,汪精卫统属的华中地区,日寇成立“商业统制总会”,对米粮、纱布、油料、面粉、日用品六大类商品施行统制。市区与郊区之间的货品运输也需要“搬出许可证”。华中地区历来是“鱼米之乡”。可是日寇这个地方对粮米、面粉都要实行管制,这是太平洋战争到了关键的吃紧时候,日本疯狂掠夺中国资源“以战养战”最猖獗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沦陷区的经济恶化态势已经向崩盘的绝境一步步地靠近了!对民生日用品也要进行严格管制的汪精卫统治区,何来什么“民生”,哪来什么“元气”???

这位李志毓先生为汪精卫洗地打出的旗号是“民生”、“元气”,还转述汪精卫的无耻谰言“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这样的洗地,是无知呢,还是无耻呢?

汉奸们叛国的理由总是说得动听,可是有哪个长脑子的会当回事?

反共不是卖国求荣?

李先生在前文里说“卖国求荣”的墓碑铭文不能公道的诠释汪精卫,所以他举出了例子证明汪精卫是为了“民生”和“(国家)元气”才做汉奸的。接下来他又说,因为反共,汪精卫才做了汉奸。言下之意,反共不是个罪,反共与卖国求荣这宗罪不是一回事!看看李先生的原话:

【在对日战争的严重局面下,还透出了汪精卫心中一个更深的“忧患”,这就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汪精卫反对全面抗战,与其反共立场有直接的关系】

当时中国所有灾难的总祸根大部分是帝国主义造就。这一节,在上文对汪精卫的“民生”“元气”谬论做驳斥说得很明白了,不赘述。所以为了救中国必须反帝!最坚决的反帝就是最彻底的爱国!最坚决的反帝者就是中共!那么,反共者就是在为反帝救国掣肘扯腿!更不要说投靠日寇主力日寇坚决反共了!汪精卫投靠日寇反共,这就是卖国!反共也是卖国!这是一回事!

当时人限于认识不足看不清所以然,但是现在,有后见之明的人总还知道反共与卖国之间的必然联系吧?那么,身为一个现在写文章的人,把中国现代史上的反共与卖国求荣截然两分,这位李先生做的是哪一路学问?!

谁会对抗日力量下黑手?

洗地文就是洗地文,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这个文章郑重其事还为此做了个铺垫,相关文字如下:

【1932 年1月,汪精卫在南京会见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Wilden)时就曾说过,中国一旦对日本以武力抵抗, 中共必然立即乘机行动。】

在汪精卫看来,如果蒋记民国全力对付日本人,共产党就会在后方乘机作乱。共产党着实可恶啊。

那么,事实是否如汪精卫所说呢?当然不是!因为就在1932年4月15日,中共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日宣战了。这份宣战书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这份宣战书文长不引,各位自行搜索。中共勇于、敢于对日宣战,以此来团结最大多数的中国人,那么当蒋记民国与日寇激战的时候,中共会蠢到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后方作乱、破坏抗战吗,敢去做离心离德的事吗?!抗战期间中共这样做了吗?翻检中国现代史,在抗日武装背后下黑刀的,乃是蒋记民国最惯常做的勾当:往早了说,是对冯玉祥、吉鸿昌,往后了说是对新四军。汪精卫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纯属流氓一个,纯属为自己的软骨头找托辞!李先生这篇洗地文煞有介事地引用汪精卫这昏话,是要重弹中共不抗战、借抗战趁机做大的“果粉”腔吗?

李志毓先生如何用“反共”为流氓洗地

我们再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

【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所以不推翻国民党统治,就不能实行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

集全部兵力对一个抗日政权赶尽杀绝,这个蒋记民国就是日寇的帮凶!如果不是这个帮凶,中国人民早就站在一起对抗外敌!

从这句话里反映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共对日宣战之后,蒋记民国仍旧对中共赶尽杀绝的史实来看,整个蒋记民国是天然有做汉奸的潜质的。那么,出汪精卫那么一个汉奸集团那是势所必然的。除了汪精卫这个大汉奸,整个国民党、“国军”里面,又出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汉奸、伪军?

再看汪精卫1933年5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中的说辞:

【日本单独侵略中国,为祸固烈,然若共匪得意,蔓延长江,势必至于各国共管,为祸尤烈】

汪精卫的意思:日本一国侵略中国固然是个大害,可是如果中共借着抗日势力扩大,就会招来各列强共同侵略中国,这个祸患就更大了。

可是,翻检书册,得到苏联支持的国民党北伐的时候,各列强派“多国部队”干涉北伐了么?没有。为什么不?原因在于经过一场一战,欧洲列强损失惨重,还没有恢复元气,而且各国草民也有厌战心理,绝不会在生机未恢复的时候再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而30年代前期,欧美又刚遭遇了一次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完全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仍然无力来中国动手。汪精卫不考虑这些,没有对西方各国内部社会和相互之间的矛盾进行客观地考察分析,寻求中国生存斗争的真正出路,却有着对各帝国主义国家深入骨髓的恐惧——中共的势力扩张必然会招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多国部队”打进中国,他的权位与富贵是否要有池鱼之殃?所以他要坚决反共。他汪精卫对洋人有种变态式的恐惧,这也是所有卖国求荣者共同的“劣等基因”!反共的表象下,是对洋人歇斯底里的、变态式的恐惧。所有汉奸都是这个嘴脸!既然是这个嘴脸,那么,有没有中共的因素,对他变节投降没影响!

李志毓先生用汪精卫的胡言乱语,把汪氏投靠日本的原因也把中共拉扯进来,居心不太好啊!

而且在汪精卫的语境里,对于祸事的根子——日本对中国的危害,相比较来说却看得不那么紧要。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日本人,在他所认为的敌人中,并不是他最为排斥的!起码他觉得为祸中国最剧的日本人,要比中共可亲!这么一来,汪精卫的话里至少隐藏有这样的意思:日本帝国主义可以投靠,身为中国人的中共却不可以接近!这是他的阶级本性使然——中共在中国就是要消灭“钟鸣鼎食”之家、累世富贵之门,让中国变得公平再公平,这是“仕宦”出身的汪精卫不能容忍的。他变节投靠日本是有前兆的!

李志毓先生对这个语义不做明白揭示,用心何在?

再看汪精卫在同篇报告的这些言语:

【现在共匪无异是日本的别动队,若以不祥之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今日主张抗日不必剿共的,恰与当日主张用兵用辽东不必征剿李自成张献忠诸贼的,同一误国】

这样的言语还是把中共当成了前方抗战,后方捣乱的敌人。汪精卫说这个话的时候是1933年5月1日。但是,不久之后,也就是当年的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接连从日伪军铁蹄下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并在7月26日收复多伦。但是,蒋介石却令何应钦与日军联手夹击同盟军。同盟军兵败。谁在背后向抗战军民下黑手?谁是“日本的别动队”?谁在“误国”?这样的历史堪为猛抽汪精卫的耳光!

汪精卫把中共当成了后方的捣乱者,固然代表汪精卫对中共的仇视与反共的立场,可是这与汪精卫的叛国、卖国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难道有后方的捣乱者,汪兆铭汪副总裁就要投降日本了?

李志毓先生征引汪精卫先生这段混账话,可真是莫名其妙!

再看汪精卫1935年11月说给胡适的言语:

【如今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进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换句话说:绝不能做到比利时(注:指战败而复兴)。……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李志毓先生这样评价汪精卫的这段反共言论:

【对于汪精卫来说,“化作苏维埃”与瓜分或共管同样是丧失主权的表现,这种恐惧也是促成汪精卫对日求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志毓先生征引汪精卫的言语还是着意说明,反共乃是汪精卫叛国的一个要紧原因。可是呢,我们有必要追问:蒋介石的坚决反共那是至为明白的,可是至少他没有公开和日本人鬼混在一起成立伪政权么,表面上还与中共联合抗日了,这为什么?难道,汪精卫反共的立场比蒋介石还坚决?

政治婊汪精卫的妖孽人生

就我翻查书册的所得,汪精卫的反共固然坚决,但是,曾几何时,汪精卫竟然是“亲共”的!从那时汪精卫的行动上看,是找不到他“反共”的罪恶勾当的。

那是在什么时候?

那是在汪精卫加入国民党后,孙中山先生与苏联结好,得苏联攘助蓄积力量准备北伐统一中国的时段。那时的孙中山先生还打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宣传口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屡见不鲜见。那个时候,说国民党内“赤色盈天”是不过分的。那段时候就没见到汪精卫坚决的反共言行,他并没有打着反共旗号与孙中山先生决裂,脱离国民党。事实上他在这个“赤化”的国民党内安安稳稳地当大官呢!而且在1927年“四·一二”之后,“宁汉合流”之前,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还是“四·一二”地狱之外的一方“净土”。这样的史实表明,他也曾经“亲共”,反共绝不是“一以贯之”。

汪精卫是反共的。但是对照如上史实,汪精卫在孙中山时代及孙中山路线尚有余烈的时候,用“亲共”的“正义”,对内心的反共恶念进行压制与掩饰,这同他在“宁汉合流”之后的暴露、逞凶对比一下,可以看出,汪精卫曾经的“亲共”是一种时移世易之下的选择,相对地来讲,是否反共也要看形势。而且之所以“四一二”之后的汪精卫并没有马上跟风反共,他是在观望。观望之后认为,反共的蒋介石既没有受到苏联的惩治,还换来西方列强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大,自己根本压制不住,那么,他也开始坚决地反共,“顺风扯旗”。汪氏的反共,跟风起哄!根子在于孙中山之后整个国民党的右转、买办化与官僚化。

孙中山在世,尽管汪精卫骨子里反共,但是为了稳稳当当地得到权势,在反共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坏处的情形下,反共的倾向可以雪藏。可见,为了在“赤色盈天”的孙中山时代得到权势,反共在汪精卫的言行里分量几何不问可知——靠后再靠后。相对地,“亲共”靠前再靠前。何时反共,何时“亲共”,全看形势需要,全看是否对获得权势有无用处。汪精卫的反共,并非“一以贯之”,“亲共”为了获得权势,反共也同样是为了获得权势!如此变来变去,就是个为了钱财迎来送往的婊子!汪精卫,政治婊!作为一个政治婊,投靠日寇的目的中,对权势的追逐与保全,就是他的唯一目标。高呼反共就是迎合、应和坚决反共的日寇,获得更大的权势!这和他在国民党阵营中的表现并无不同!

所以说,汪精卫的反共就是为了追逐权势!在绝对反共的日寇营盘里,汪精卫不必像在“赤色盈天”的孙中山时代对反共遮遮掩掩,尽可以大呼反共,向日寇输诚献忠,得日寇的支持,获得在蒋记民国里得不到的权势。而且因为当时很多人受蒋记民国的宣传蒙蔽,对中共有诸多误解,跟风起哄大呼反共者,不在少数。所以,大呼反共也成了汪精卫哄骗他人卖国求荣的一个遮羞布,甚至成了他招呼一批头脑不清反共者的旗子!

可是这样一块遮羞布,当时人不知,现在的你难道也无知么?你把反共划在了汪精卫卖国求荣动机之外,是什么意思?现在有“后见之明”的李志毓先生拿来当作抹布给汪精卫追逐权势卖国求荣擦擦抹抹。这个学问,做的端正么?

同样坚决反共,为什么蒋介石却没有在表面上投日卖国,至少还与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有过合作?这,只能从国民党内部的权势分配格局上看了。

在“赤色盈天”的孙中山时代,蒋介石为得到至高权力,也和汪精卫一样把反共二字雪藏在心,哄骗孙中山。而且他还去了苏联,镀了一层“金”。蒋介石,也曾“亲共”!反共在蒋介石这里也并非“自古皆然”!孙中山在世时,他“亲共”,孙中山死后他反共,来来回回为了权势,和汪精卫一样,蒋介石也是个政治婊!

这个政治婊,有孙中山的信任,还有苏联之行的“金光”,有恃无恐。在孙中山死后,他借“中山舰”事件,公开反共并驱逐苏联顾问,渐渐掌握军权。北伐开始之后,他一路打到中国最富裕的地方江浙沿海,他要在这里安家,要借助这里西方列强的力量再立门户。这里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利益丛集的地方。所以,他发动“四一二”反共,用中共党员与革命人民的尸身做投名状,向反共恐共的帝国主义国家献忠,获得列强的支持,得到其他军阀不曾有的权势。

反应迟钝的汪精卫观望之后看到,反共的蒋介石不单没有受到苏联有效的惩治,还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所以在3个月之后也开始反共。可是,迟愣一步又没有兵权,而且更没有“美国人脉”——宋子文一家那样的人物,所以处处被压处处受制,无力翻盘。

那么,抗战爆发后,蒋汪两方就有不同的心思。蒋记民国是蒋氏的,全面抗战爆发,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也是对蒋氏江山的打击;向日方妥协再妥协之后,仍然无法满足日本人的胃口,蒋氏只能抗战,这是为自己的权势与利益而战。一旦投降日寇,他还剩下什么?

然而,在蒋记民国“一无所有”的汪精卫,倒是可以乘着蒋介石连败、威风大挫的时候,与当时看上去更强悍的日寇勾搭成奸另立山头,以所谓的“和平”为自己的权势造势添彩,争取其在蒋记民国中无法得到的地位。一切为了追逐权势,一切为了权势的扩大,不惜卖国求荣,此乃汪氏叛国唯一动机!关于此一点,实际上这位李先生也直接写出来了:

【希望借助日本入侵带来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重组,在政治上另有一番作为,是为了政治路线和最高领导权而拼上性命与蒋介石的最后一搏。】

值得汪精卫“拼上性命”的,就是“为了政治路线和最高领导权”。其余的所谓“反共”,何足道哉!这就是汪精卫卖国的绝对主因!把反共原因拉进汪精卫的叛国、卖国动机里,实际上就是为汪精卫洗地,把他卖国求荣的劣迹擦洗地淡一点,再淡一点。政治婊,和寻常婊子性情类似,没什么高层级的思想上的东西,只图看得见的权势和听得到的虚名,“反共”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高级思想是没有的!所谓的“精神结构”更是子虚乌有!

至于李先生所说的汪精卫的叛国的其他理由:

【重庆的特务政治无疑也推动了汉奸政权的产生】
【如果没有河内暗杀事件,是否就不会有汪政权的产生?】

实际上,皆是虚妄!作为一个政治婊,没那么多的思想上的挣扎与心理冲突,出逃就为卖国求荣!汪精卫叛国动机只有一个,卖国求荣!他的勾当在史书上写着明白,名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任何的诡辩洗地没用!

汪精卫,一个低层级的政治婊,不值当得贴那么多思想上的和心理上的高级标签吧?用这么多的高级标签——精神、结构、理论……把汪精卫这个下贱的政治婊裱糊得白白净净,累不累啊?!脏不脏啊?!

注释:

[①] 汪精卫的精神结构_搜狐历史_搜狐网

http://www.sohu.com/a/190584742_120776

【长河红阳,察网专栏作家】

察网 CWZ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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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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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