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郭松民 2017-12-31 浏览:
毛主席曾经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绝非虚言。鲁迅“改革国民性”、“立人”的构想,在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远远超过鲁迅梦想的实现。鲁迅的阿Q、祥林嫂、闰土,变成了毛泽东的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和雷锋,中国也从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变成一个自豪、自尊、凛然不可侵犯的中国。毛泽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使人民意识到自己才是历史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同时确立并身体力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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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衰落,从国民精神状态维度看,和文化及价值观的衰落正相关。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盛世“康乾盛世”结束后,社会风气和文化价值就一路下行,“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

从军人的精神状态看,嘉庆17年(1812年)以后,几十年无大阅,营中操练逐渐废弛,军营中流传着“进营要少,见贼要跑,雇替要早”的诀谚。

军官吃空额、扣兵饷成了普遍做法,还有官弁出售兵缺,军营设赌收费,有的水师干脆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

以至于后来曾国藩不禁发出浩叹:“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走私,主要依靠力量是广东水师,但广东水师恰恰是走私鸦片的最大获利者。林则徐被革职后感叹说:

“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也。”

中国近代被西方打败,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败于西方的“船坚炮利”。

亲历了鸦片战争的近代思想家魏源却发现,那有这回事?

清军遇到英军,即望风而逃,沿海的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皆不战而弃,“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一个关键转折点。

此前中国主要是被英法等西方大国打败,朝廷和士大夫阶层还觉得“败的有面子”,但这次被一直处于中华朝贡体系边缘地带的“弹丸小国”日本打败。

日本在历史上两次被中国打败,中国也是日本的文化母国,如今竟后来居上,以小凌大,“天朝”朝野上下这一惊非同小可

大家觉得再这样人人只为自己私利考虑,恐怕亡国不远,于是价值观开始出现触底反弹。

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首先觉醒并且站出来的是传统的“士”这个阶层,其政治上表现就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

失败之后,再加上此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旧官僚主导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失败,传统的“士”就边缘化了,由他们作为主要承载者的传统文化也受到强烈质疑。

现在有些人,把传统文化说的天花乱坠,但不正视这段历史,不正视其不能抵御西方入侵,承担救亡使命是不行的。

第二波站出来救亡的是沐浴了欧风美雨的留学生阶——看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影视作品,里面角色个个都是西装革履,一副洋派,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搞出来的救亡行动就是辛亥革命。

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救亡问题,中国随即陷入了军阀混战。

袁世凯为了称帝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国作为一次大战的“战胜国”反而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亡国灭种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原因何在呢?

因为辛亥革命只动员了少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根本无力对抗帝国主义,反而要靠帝国主义的扶持才能生存。广大劳苦大众没有参与进来,中国的深层利益结构没有变化,革命只革了一条辫子。

很显然,要救亡,仅靠精英觉醒是不行的,必须有民众的觉醒,在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必须要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觉醒,这就有一个“唤醒民众”的问题。

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正如毛主席所言:“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农村变动,所以失败了。”

这个农村变动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土地革命;二是农民主体意识、历史主动意识的觉醒。

鲁迅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在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鲁迅成了时代召唤出的当之无愧的巨人。

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是:

“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这是恰如其分的。

毛主席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在其名著《藤野先生》中,记载了他如何从学医转向文学,致力于唤醒民众的心路历程,他在仙台医专观看日军斩杀中国人,中国人却麻木围观的纪录片——

“‘万岁!’他们(日本学生)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从此,鲁迅将改造国民性当作自己毕生努力的目标。

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曲折艰难的历程,虽然也曾失望消沉过,但他毫不妥协,不留情面地痛斥国民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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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新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