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真是首个白话文学大师吗?

鹿野 2017-12-28 浏览:
胡适很难称得上是什么中国首位白话文学大师,对于中国的白话文学发展也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文言文在整个民国时代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甚至呈现上升的趋势。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白话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教育运动才确立起来的。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白话文的主导地位才扩展到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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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真是首个白话文学大师吗?

对于胡适这个所谓“民国大师中的大师”,近几年来朋友们扒皮已经扒的差不多了。不过,当前还有一顶光环其仍然顶着,那就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功绩。不少人宣称,胡适是首个白话文学大师,正是在胡适的努力之下,中国文学才挣脱了文言文的束缚,实现了白话文的正统地位。像笔者前几天的文章《从“鲁郭茅瞿蒋赵”到“鲁郭茅巴老曹”》发布后,就有人质疑“胡适哪去了?”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我们可以从文学史的角度做一下追溯,依次看一下今人最熟悉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几种文学体裁的特征。

唐诗的主体是通俗乐府诗,像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石壕吏》均是那个时代的白话。至于一些绝句律诗之类的短诗,也同样并没有什么语言障碍。诸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虽然时隔了一千多年,但是丝毫不难理解。

宋词和元曲起自于市井,较之唐诗更加通俗和白话化,里边的名言佳句同样丝毫没有理解障碍。诸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等,现代人如果看不懂的话,只能说是智力有问题。

明清小说虽然也有《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小说,但是居于主体地位的毫无疑问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大名著。而这四大名著都是不折不扣的白话小说。在新文化运动前夕的清末民初,又出现了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这“四大谴责小说”,这四部小说同样是白话文。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的白话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相当发达的,根本没有必要胡适去提倡。如果要是胡适真的提倡白话文的话,也完全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为基础,在充分肯定古典文学的前提下推动文学发展。然而,胡适却并不是这么做的。其把白话文同古典文学对立起来,企图在全盘否定古典文学的基础上照搬西方的文学,认为抄一抄西洋体就算是“白话文学经典”了。我们可以通过何其芳的研究看一下,胡适是怎样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

【在《白话文学史》中他说中国民族是一个“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中国古文学“最缺少想象力”,“屈原庄周都远不够资格”,因此他断言“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印度的文学影响的产儿”。他对于佛经的翻译的影响真是夸大到了“瞎嚼蛆”的程度。什么“确有欲的解放力”,“留下无数文学种子”,“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通通用上了。
除了这种一般的否定而外,他还对像连绵不断的高峰一样矗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差不多一个一个地都加以贬低或歪曲。他说屈原和宋玉都并无其人,《九歌》不是屈原的作品,“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而且“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读楚辞》)。他说李白是个“出世之士”,他的“出世态度”“与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了”,所以他的诗“与我们不发生交涉”。他说杜甫的“特别风格”就是“他的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这一点便是读杜诗的诀窍”,并且把杜甫的一些非常沉痛的作品,《醉时歌》、《示从孙济》、《北征》、《羌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都毫无心肝地一律说为“诙谐”、“滑稽”或“穷开心”(《白话文学史》)。他说“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幼稚”,“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脱不了‘幼稚’的批评”(《水浒传》考)。他说《三国志演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诸葛亮等人物写得不好,文学技术更“平凡”(《三国志演义序》)。他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西游记)考证》)。他说《聊斋志异》“取材太滥,见识鄙陋”(《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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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