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的政治:对文史研究“去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李斌 2017-09-30 浏览:
郭沫若研究在80年代以来的遇冷,跟“非郭沫若”认识装置有关。“去革命化”“现代化范式”“为学术而学术”“纯文学”是这种认识装置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学术和文学创作为革命和现实生活服务的革命者郭沫若,被排除在这种认识装置之外,在相关的文学史和史学史研究中被割裂、放逐、抛弃。同时,郭沫若研究受“非郭沫若”认识装置的影响,一些成果出现了偏差。反思“非郭沫若”认识装置,需要反思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但又不是回到“革命史范式”,而是突破专业分工,重建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整体感的研究范式,从而寻求知识分子跟政治、社会、阶层、种族、媒体等构建新型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

的确,郭沫若跟革命和政治结合得十分紧密。他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不再把自己当成纯粹的诗人或学者,而是以昂扬的姿态,参与到中国革命与现实变革中去。他根据中国现实的变化和革命的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角色、写作姿态和研究领域。跟马克思一样,郭沫若的首要身份是革命家,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是为革命服务的,革命家的郭沫若统摄文学家和学者的郭沫若,成为整体性的郭沫若。

郭沫若流亡时期从事甲骨文金文研究,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目的是为了检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他在抗战和新中国建设时期,写作了大量为普通百姓能读懂的白话新诗,这些诗跟那些追求“纯诗”,致力于诗艺精进的现代派新诗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不是郭沫若本人水平欠佳,而是他有意为之的结果。他需要诗歌发挥社会动员和政治功效,当然就要为更大范围的受众写作。郭沫若对屈原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对他的时代背景、生平活动、诗艺特征都有独到的看法,在剧本《屈原》中,他却选择了屈原和南后的关系这一更能为普通观众所能接受的角度去结构全剧,因为他的对象是陪都重庆的普通市民,他需要这些市民对两千多年前的爱国诗人、人民诗人的处境有切身体会,从而争取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民主追求。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事务性工作之中,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竭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大都体现了鲜明的现实功利目的,以学术为政治和革命服务是他治学的原则,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他远离政治和革命呢?

去政治化的政治:对文史研究“去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郭沫若全集》

去政治化的政治:对文史研究“去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甲骨文研究》

其实,当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内在移民”(inner emigration)倾向。“内在移民”是阿伦特在分析二战结束后德国人的思想状态时提出来的重要概念。阿伦特认为,部分德国人“把1933年到1945年这段历史当做仿佛从未存在过,仿佛德国、欧洲和世界历史中的这一段可以从史书上抹掉”,“内在移民”“是一种奇特的暧昧现象”,“它一方面意味着,某些人身在德国但其行为却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在感觉上像是移民;另一方面它又说明,他们并没有真的移民,而只是退缩到了内在的领域,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个体性之中。”“从世界及其公共空间转到一种内在的生活中,或者,完全忽略这个世界,而去热衷于一个幻想的‘应然’世界或曾经存在过的世界。”[7] 德国在二战经历了不光彩的历史,很多德国人无法直面这段历史,于是有了“内在移民”的倾向。在具有“内在移民”的当下中国知识分子那里,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道路不再成为他们关心的话题,跟革命相关的学术活动和学人,成为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他们“热衷于一个幻想的‘应然’世界或曾经存在过的世界”,将民国时期幻想为“黄金十年”。他们着力表彰那些表现个体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文学技术不断创新的作家和作品,赞誉那些跟革命保持一定距离的、远离政治纷争的专家学人,沈从文,张爱玲,胡适、陈寅恪等成为他们镜像化的理想人物,不断被追捧,掀起热潮。而郭沫若这样以文学和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人,则被他们蔑视放逐。

跟“非郭沫若”认识装置不同,这些跟“革命”和“政治”紧密结合的文人学者,其实并非一直受到冷落和蔑视。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错误便是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所以一些哲学家、科学家、理论家或许会“感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延续性和自己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这些知识分子以此自认为是‘独立的’、自治的并且具有自我特性等等”,事实上他们并不能够独立于一定的社会集团,相反,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本身就是统治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与这些旧的统治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不同,新产生的社会集团“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当新的社会集团逐渐走向统治地位时,它就会同化“传统”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本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做斗争,该集团越是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8] 所以在葛兰西看来,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属于某一社会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应“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进而使这种意识形态成为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世界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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